编者按：2011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专家宁宗一先生，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问系列》丛书所做总序，在本刊首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坛的奇葩，是爱书者的必读，此套系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套丛书首先推出五部“百问”经典小说，第一部《红楼百问》已于日前出版，并将陆续推出《金瓶梅百问》、《三国演义百问》、《水浒传百问》、《西游记百问》，每部20万字，做100个设问，一一做了阐释，雅俗共赏、深入浅出，该丛书将引领读者赏析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之美及其精神价值。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而且历千年而血脉不断，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蔚为奇观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准确地说：“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在我们看来，黑格尔的精辟见解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都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最初的辉煌篇章，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开辟了道路。但在历史曲折的演变中，这些伟大的古代文化或是消亡、沉沦，或是曾经断裂。唯有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特别鲜明的东方色彩。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也是“特别东方的”，这是我们阅读、探索、领悟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应当特别注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融合着这种文化的小说美学，就是在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土壤中培植起来的。比如，我们今天阅读的五部经典小说名著都是章回体，许多西方的美学范畴、美学概念就未必适用于中国的小说艺术的这种形式。而事实上，明清章回小说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成果和标志之一。

　　章回小说是明清时代长篇小说的一种独立文体。长篇小说的回目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小说家的智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形式和文体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

　　从14世纪到16世纪在中国诞生了“四大奇书”，到清前期出现旷世杰作《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无疑是世界小说史上的奇迹。无论是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坐标或是世界格局同类文体的横坐标去认识和观照，它们都不失为一种辉煌的典范，都堪称是世界小说史上的精品。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其描写的重点是封建社会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一切可能出现的斗争方式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都出现了，而且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已不限于三国一个时代，而是概括和熔铸了长期封建社会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历史内容，因此，作品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也与历史上的人物有所区别。由于《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所以它把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线，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小说的中心人物。作为天才的小说家，罗贯中正是紧紧把握住曹、刘两个集团这条矛盾主线，从而刻画了政治、军事冲突中的群像（小说中写了五百多个人物）。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于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功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勇敢地把草泽英雄推上了舞台，机智地写出“逼上梁山”和“乱由上作”的过程，在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施氏以“一百单八将”为重心，以梁山泊英雄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直至衰落和失败为轴心，揭示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反映了群众性抗暴斗争的正义性和广大群众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写出了古代人民的抗暴斗争的历史局限和悲剧的必然。

　　“水浒”与“三国”那种史诗化的写作相反，更不像“三国”那样依托于史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有条有理地顺序写下来，而是走的一条“景观化”的道路，即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景点）。这些个人的故事，一经串联就是一部“史”了。 “水浒”着眼于平民，着眼于民间，着眼于中下层，着眼于受苦人、不平者和各色游民，通过景观化，把起义英雄一个一个、一股一股、一组一组地写出来，突出地表现他们如何从四面八方百川入海式地汇集到梁山泊，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攻城夺府，同宋王朝对抗。小说正是通过展示这轴规模宏大、惊心动魄的民众抗暴斗争的历史画卷，倾向鲜明地歌颂和表现了可以陈列满满一个画廊的群众英雄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神韵，都在这景观化的景点上得到充分展示，而又对草莽英雄的起义道路作了充分的展示和卓越的体现。写至此，深感鲁迅先生对小说功能所作界定的深意之准确。他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一文中说，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见《三闲集》）。信哉斯言。无论“三国”还是“水浒”，都可以说是“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它们包容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精神太丰富了。

　　谈到《西游记》，它的演化过程和“三国”、“水浒”颇有相似之处。一是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由历史的真人真事发展演衍而来；二是，取经故事的神奇化是在它流入民间以后，愈传愈奇，以至离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愈来愈远；三是，形诸文字刊印于南宋时期的第一本小说形态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现，标志着玄奘天竺取经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魔故事过渡的完成，标志着“西游”故事的主角开始由唐僧转化为猴行者，标志着某些离奇情节有了初步轮廓，因此，它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赋予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他虽然以其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使原来的“西游”故事顿改旧观，面目一新，但他不能不受传统故事基本框架的限制。《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主要篇幅还是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扫除障碍、取回真经而终成正果的故事。吴氏的创作智慧和真正的创造性，一是体现在《西游记》的情节提炼和故事剪裁的全过程，他巧妙地把取经故事演变成孙悟空“一生”的故事。如果没有孙悟空，就没有了吴氏的《西游记》这部小说。第二是吴氏把人生体验与艺术思维放置在具体描写上，使宗教丧失了庄严的神圣性。它写了神与魔之争，但又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顺与逆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把挚爱偏于佛、道任何一方。在吴氏犀利的笔锋下，宗教的神、道、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了下来，显现了它的原形！“大闹天宫”可以作为象征，它提纲挈领地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

　　看《西游记》，我们会发现小说处处是笑声和幽默。《西游记》不是一部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其实在全书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了，它们统一于吴承恩对生活的热爱，对人间欢乐的追求。

　　现在我们暂时把上述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先撂下来，来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

　　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有必要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敬。我们的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硬汉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笑笑生和吴敬梓、曹雪芹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巨擘和领军人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作为一位独立的创作个体，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

　　《金瓶梅》追求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形态，趋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彩，更加切近现实，再不是按照人物类型化的配方去演绎形象；在性格塑造上打破了单一色彩，丰富了多色素。它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勇于引进“丑”，把生活中的否定性或曰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冷峻的真实。

　　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书中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小说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其真切的生存状态。《金瓶梅》作者的高明，还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去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书中当然不乏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但书中处处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已清晰地觉察到了一个人、一个人又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

　　《金瓶梅》并不是一部给我们温暖的小说，作者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使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在那血肉模糊的“另类”的“杀戮”中，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搏的决绝，真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沉静、冷峻、苦涩而又苍老。

　　《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的小说文本。它的缺憾可不是有人说的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而是他在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文体秘密时，掺进了那暗度陈仓的一己之私，加入了自以为得意却算不上高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文学的商业性。

　　我曾直言，《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我们的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与《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金瓶梅》也因为它的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和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使它的伟大存在也离不开与《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且不说毛泽东就曾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如果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的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的品位来说，《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

　　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像《红楼梦》这样能够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广阔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面貌的缩影，也是当时社会整个精神文化（尤其是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文化）的缩影。难怪“红学”研究专家蒋和森生前感喟：《红楼梦》里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是的，《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相当完整的人间世界，一个绝妙的艺术天地！

　　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之于写一部社会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的中心舞台就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中。而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慧绝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其是他们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些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的中心。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因为他们不仅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上流社会以及贵族家庭所不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作者正是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它的人生意味就更为深广了。

　　《红楼梦》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容。既然如此，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漓、人心的衰萎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的以盛写衰的创作构思的特点。

　　《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从而把章回体这种长篇小说文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愿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小说执著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


　　总起来说，以上五部经典小说都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文化反思之作。事实是，“三国”是通过展示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并熔铸了历代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思考以何种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的问题，其关注政治文化思维的反思是明显的。“水浒”突出体现了民间心理中侠的精神以及对侠的崇拜；然而从深隐层次来观照，“逼上梁山”、“乱由上作”的民众抗暴斗争的思维模式则是“水浒”进行反思的重心。至于《金瓶梅》则完全是另一道风景线，笑笑生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吴承恩则是把自己的《西游记》创作智慧投入到一个大的人生命题上来：人，只有历经磨难，才能成长和成熟，走上人生之路。这即人们所说的：阅读人生。这种把人生历练作为主旨，把生命经验作为故事的延伸点，其反思力度同样很强。而《红楼梦》写的虽是家庭琐屑、儿女痴情，然而它的摇撼人心之处，其力度之大，却绝非拔山盖世之雄所能及者；它的反思常常把我们带入一种深沉的人生思考之中。

　　作者：宁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