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那曾是我久居的城市，在那里的近40年光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我是经历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记得从北京踏上去广州的飞机起，我曾是那么的迷茫，不知前面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从广州转乘上火车到达深圳火车站的时候，心中的疑惑就更大了；那是一个小小的车站，只是月台上铺有水泥地，之后就是雨后的一片泥泞，泥泞和水洼上交错的摆放着那种带有瓦楞的铁皮，人们提着箱子在那铁皮上左跳跳右蹦蹦的向前行，就这样过了关上了那座闻名天下的木制罗湖桥到达了香港的边境。与内地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上了罗湖至红磡的火车也是一样的节奏，窗外仍是一片片农田和落潮后的沙泥地，偶尔看到几只白鹭悠闲的站在那里在盯着火车看。
当时脑海中一片空白，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到达了红磡车站。站在红磡的海傍，向港岛望去，那些摩天大厦跳入了眼敛，哇！那是不是海市蜃楼？真的吗？乘坐上渡轮到达了湾仔，站在那些高楼下，抬头向上望去，只觉得一阵晕眩。但心里仍旧十分的不服气；‘我是北京来的，北京人不能那么低能，这点不同只是小意思，要藐视之。。。。。。’
刚到香港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会听也不会讲广东话，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大的挑战。我记得我还在中文的“读者文摘”上发表过一小篇文稿，写了一件我初到香港的囧事。
那时不会讲广东话人家就会叫你“阿灿”这是来自一个讲偷渡人的电影，也成了香港人对内地来的人的贬义称呼。
到了82年开始中英谈判，在社会上常常出现一些闹事份子放炸弹，我就职的香港华润公司，也常常会接到恐吓电话，在大楼外面的大柱子下面堆满了沙包，上班时也都提心吊胆的，员工们纷纷抢买意外保险。从那时起我们常常会听报告：梁振英那时大概也只有35岁左右，就会隔三差五的给我们做报告，一讲就是一小时。市民们渐渐地也明白到一点那就是：任由哪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不会做千古罪人，香港到期后必须是要归还的。可是，香港市面上还是人心慌慌，人们对文革后遗症的恐惧仍然存在，能移民的移民，能撤资的撤资。股市楼市通通下跌。。。而另一方面，聪明的香港人也看到了来自内地的商机，纷纷向内地转移工厂，利用内地的便宜劳工抢占了一席优势。“一国两制”的方针定下来后，市民们还体会不到是什么意思，直到邓小平主席的一席话：保证香港社会五十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人们才开始明白。
上层开始了交接的谈判，市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没有变化，这样市面上才又稳定了下来。基本法的谈判使中央上层的多少人有着多少不眠之夜，外交权，驻军权，管制权，中央都没有向香港市民征收额外费用，这些香港的市民心里都是清楚的。
到了九七年的时候，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当英国总督离开的那一瞬间，当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那一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时分，广大的市民才真正有了归宿感。
回归后，香港每遇危机都有祖国作后盾，金融风暴，禽流感以及 sars，哪一次中央政府袖手旁观过？尤其是sars时，前方的医护人员一批批倒下，市民们开始惊慌，中央政府却在那时组织好医生和护士准备奔赴香港帮香港市民解决燃眉之急，市民们得知消息后都很有触动，大家在那时和中央政府心靠得更近了。
回归的20年，也是风风雨雨的20年，除了香港人那种聪明的才智和艰苦创业的毅力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之外，香港若没有内地的支持也不会有如此的成绩；香港人深深地明白；虽然香港有着独立的金融体系，但现在的香港股市有70-80％是来自内地相关的企业，现在的店铺有40－50%是为自由行的内地购买者而设立的。由此可见香港的繁荣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
现在香港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和70年代时大相径庭，去找工作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会讲普通话吗？不会讲的就面临淘汰。电视台的体育节目也不光只是报香港队了，所有国家队的报道都在转播。市民的生活也和内地息息相关，对食品质量的担忧，对高昂房地产价格的不满。。。。和内地城市一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直是治港的方针，香港这个福地若没有祖国的支持，是难以维持稳定与繁荣的。我只是站在一个曾久居香港的市民角度上发表我个人的一件。我在此深深的祝愿：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在回归后的20年、30年、50年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永远屹立在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