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北碚区东阳镇，位于嘉陵江边的复旦大学旧址。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的孙寒冰教授，1940年不幸在轰炸中遇难。

　　1937年12月，一群身背大木箱、衣衫沾满尘土的大学师生互相搀扶着走上了千厮门码头。这就是在时任校长吴南轩的带领下，从九江、武汉、宜昌辗转而来重庆的复旦大学师生。次年2月，他们在嘉陵江边的北碚夏坝复课，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碚岁月。

　　如今，在北碚东阳镇，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旧址院中，黄色的二层小楼登辉堂仍静静伫立，门前坡下的嘉陵江水滚滚流去，一如70多年前那段时光……

　　夏坝因复旦得名

　　“你们要去复旦大学旧址啊？我熟！”

　　9月5日，听说记者要到东阳镇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旧址，出租车司机廖勇告诉我们，他是土生土长的东阳人，从小就听老辈子说，抗战时，复旦大学就在东阳镇夏坝上课，大学里的教授还给夏坝改了个名字。

　　廖勇的记忆没错。北碚夏坝原名“下坝”，复旦大学迁来后，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之意，将“下坝”命名为同音的“夏坝”。其中蕴含的爱国救亡、振兴中华之意，不言而喻。

　　抗战时期，夏坝是与沙坪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齐名的文化“四坝”之一，这与复旦大学西迁密不可分。北碚区博物馆业务部主任陆韵羽告诉我们，复旦大学集中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完整译为中文的陈望道、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剧作家曹禺等。他们和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一起，为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夏坝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当时，复旦大学话剧社十分活跃，学生们不仅在夏坝和北碚的场镇上演出抗战题材的街头剧，还到合川一带演出。”陆韵羽说，著名导演、剧作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在北碚创作的《包得行》，便是学生们曾演绎过的剧目之一。此外，复旦大学师生还成立文摘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进步团体，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文摘》、《夏坝风》等刊物和壁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使复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文化堡垒。

　　被轰炸仍坚持教学

　　虽然从沦陷的上海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但战火并未远离复旦大学。日军的疯狂轰炸，时常将师生们逼进防空洞。

　　1940年5月27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的孙寒冰教授与6名师生不幸遇难。噩耗传来，复旦大学师生们悲痛不已，他们将孙寒冰安葬在夏坝附近的琼玉山前锋村。1987年，北碚区政府将孙寒冰墓迁至登辉堂后侧，以让他与日夜牵挂的复旦大学永远相伴。

　　但轰炸却未能磨灭复旦大学师生的坚强意志。他们坚持教学，以嘉陵江畔的朗朗书声作为对轰炸声的最强有力回击。在复旦大学校友蔡可读的《夏坝岁月》中便提到：白天，同学们在教室里听完课，还会在嘉陵江畔的黄葛树树荫下辩论，展开思想的碰撞；入夜后，相伯图书馆里也坐满同学，大家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埋头苦读；宿舍里，还闪动着点点油灯的光芒，照亮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

　　正是这样的坚强不屈，造就了复旦在北碚八年的辉煌——据统计，在北碚八年间，复旦大学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学生，且增设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等，设置了科学馆、新闻馆、商科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室，学科更趋完备。

　　老舍等名家曾到校讲学

　　陆韵羽介绍，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复旦大学在北碚的日子十分清苦。早上，盐煮胡豆是最常吃的小菜，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胡豆，学生们发明了一个“只许骑马不许坐轿”的规矩。“骑马”即竖着筷子夹胡豆，一次只能夹一两粒；而“坐轿”就是用筷子横着夹胡豆，一次最多可以夹四五粒。中午，米饭里通常夹杂着石子、沙子、谷子壳，甚至老鼠屎。晚上回到拥挤的宿舍，因为没桌子，只能坐在床上看书。

　　“虽然物质匮乏，但抗战时期的复旦大学精神的‘盛宴’却十分富足。”陆韵羽说，当时，复旦大学广邀潘梓年、翦伯赞、姚雪垠等在渝的文化名家到校讲学，老舍、梁实秋等都被聘为客座教授。据了解，客座教授的固定薪水，成了老舍极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正是在这份工作的支持下，他才能持续地进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