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事件：西方的傲慢无礼从未改变
李晴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各国，似乎突然就站上了道德高地，占领了舆论的突破口，并形成了“统一战线”，来了一次空前团结的反恐大游行，号称要捍卫言论自由，欧洲多国政要、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其他地区政要参加，奥巴马本人没去，派出的代表级别较低，还因此受到欧洲的诟病，搞得白宫发言人只好说，是的，我们应该拍级别比较高的人去。本来，在一起事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切入口，比如如何防范恐怖袭击，事后美国媒体关注的就是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而欧洲则选择了鼓吹言论自由，而这恐怕只是欧洲在这一棘手事件中找到的政治正确的口号而已。但这起事件，除了坚决地反对恐怖，反对暴力之外，还令我想起近代史上的一桩旧案。
1870年，中国爆发了血腥的天津教案，这个案件影响重大，看看天津教案的过程，就会看到两个文明体系的冲突。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是旧中国的一个后人看来很可怕的陋习：抛弃婴儿。在旧中国的时候，有的家庭会把新出生的女婴儿，或者有残疾的女婴儿直接抛弃，这个陋习一直到新中国，才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从中国消亡。
法国天主教的洋教士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教堂，洋教会里的修女们办起了一个育婴堂，收养这些婴儿。但是洋教士人手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有好心的清国人把路边捡到的婴儿抱到育婴堂来，洋教会都会给些钱，一方面作为感激，另一方面希望这样一来，能够有更多的弃婴被送来。
这个育婴堂在民间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谣传，许多人认为洋教士这是要收集弃婴作药材，旧中国倒真有拿人体器官作药材的，他们这么猜测也有他们的道理，只是他们不知道，洋人的医学传统没有这个。
而不同于新教（基督教），天主教是给婴儿施洗礼的，也就是说，一接到一个弃婴，洋教士就会给这些婴儿施洗。尤其是奄奄一息的婴儿，那是立刻要赶在婴儿死亡之前给她施洗，这样可以拯救她的灵魂。
但是，这在当时的清国百姓看来，洋教士口里念念有词，往婴儿脸上撒水，这看起来，就像是在作妖术。
有的被收容的弃婴本来就频临死亡，婴儿死亡之后，洋教士们又会依据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给他们完成葬礼。这里面有一个动作，用大拇指在尸体的眼皮上涂抹膏油。这个举动让在远处围观的百姓看来，那就好像洋教士在挖婴儿的眼睛。
1870年的四月开始，天津发生多起离奇的婴儿失踪案。到六月的时候，育婴堂里有四十个左右的婴儿死亡。
所有前后因果关系都能说的通了，可怕的谣言开始在天津民间流传。
这些洋教士办育婴堂不是在办善事，他们是在行邪恶的事情，是在收集婴儿，然后弄死他们取出心脏和眼睛作药材，作药水。
6月份，民间组织“水火会”捕获一名偷窃婴儿的歹徒，严刑拷打之下，歹徒供认是一个叫王三的教民，受育婴堂的委派，向他收买婴儿。这一下天津民间义愤填膺，乡民们把歹徒扭送清国官府，要求依法惩办伤天害理的育婴堂。
天津知县带着歹徒去洋教堂对质断案，结果洋教堂里根本没有这个王三，而且所有洋教堂里的教士，修女和教民都被传唤出来，歹徒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那么案子就变成了悬案，数千名激愤的民众包围了洋教堂，这其中就有水火会的成员，双方开始起了争执，民众开始向洋教民们丢掷石头和瓦片，事态开始向暴力事件方面演变。
听说洋教堂遭到暴力袭击，天津法国公使丰大业怒气冲冲跑去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派遣军队维护教堂安全，遭到拒绝。丰大业自己赶往洋教堂现场， 试图护卫教堂。在路上，遇到了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要求天津知县维护秩序，保障教堂安全，刘杰一味推诿回避，怒不可遏的法国公使拔出手枪开火，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一说死亡）。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1870年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1870年7月，曾国藩奉清国朝廷派遣，赶往天津审理天津教案，在出发前，曾国藩写好了新的遗嘱，他自己知道，这是一次艰难而危险的任务。
7月8日，曾国藩到达天津开始审理天津教案，7月21日，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向朝廷上呈奏折，汇报他的调查结论和建议审判结果。
他仔细查问数百名拦轿喊冤的天津民众，并且讯问过一百五十名洋教堂的洋教民。经过他的讯问和调查，洋教收买婴儿，挖眼掏心作药，完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谣传。歹徒的指控，曾国藩认为是屈打成招，信口攀附，洋教堂根本没有人派他去偷婴儿。
调查到这里，曾国藩对朝廷说，洋人的仁慈堂是来行善事的，却遭受如此的污蔑和残害，洋人感到忿忿不平，是理所应该的。“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至于法国公使丰大业开枪的事情和后面的屠杀事件是否有因果关系，曾国藩说，导致天津惨案的原因，是民众的愤怒而不是丰大业开枪，这是两个并行的事件，而不是前后因果关系。曾国藩虽然没有西方人的形式逻辑培训，但其逻辑是周正的。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两个解决办法，首先是以命抵命，惩处清国暴民（这个是否严谨科学另当别论）；其次是调动军队进入天津，平定天津士绅们主导的混乱局面。
接下来，曾国藩提出了五个解释理由，为天津士绅的行为作为辩护，都是因为传统习俗的不同，缺乏有效交流而导致的误会，比如包括天主教的洗礼，可能导致清国百姓的误解，又比如洋人的建筑里都会建有地下室，是用作储藏，而不是士绅们怀疑的作地牢作施妖术的地方，再比如，埋葬的婴儿尸体被觅食的野狗挖掘出来， 导致乡绅们看到肚肠外流的惨状。
基于案件的事实真相和“一命抵一命”的清国法律原则，曾国藩向法国方面提出了如下解决赔偿方案：
1. 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黑龙江。
2. 处死十八名为首的暴徒，另有二十五名暴徒充军发配。
3. 赔偿白银二十万两，并且派遣外交使团赴法国道歉。
因为忙于普法战争，当时的法国愿意接受这个提案。
这个解决方案一出来，清国各方反应强烈，北京的湖南同乡会砸掉了曾国藩的匾额，同时宣布除去曾国藩的名籍。曾经被曾国藩提携过的左宗棠写信怒斥曾国藩，民间爱国士人们一面倒地怒斥痛骂曾国藩的卖国行为。
在朝廷上，又大起争执。一派是以恭亲王和李鸿章，他们认为天津教案根本就是暴民无端杀害洋人，借机劫掠，因此应该用和平方式了解此案。另一派则是以醇亲王奕譞，李鸿藻和爱国清流派，他们主张，民心不可失，正好借助此事，民心大涨的时候，与洋人们决一死战，把洋人和洋教从清国彻底驱逐出去。
慈禧太后审时度势地选择了恭亲王的建议，但是又必需对举国朝野的舆论压力有个交代，因此派遣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同时，朝廷公布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奏折，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奏折中为天津士绅们作辩护的五点解释，被删除了。
李鸿章基于曾国藩的提案，与法国方面达成了和解方案，了结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结束后，朝廷选择了没有完全公布曾国藩的所有奏折内容，在清国的爱国士人中间导致了两个后果。首先是对洋人，尤其是洋教士的仇恨，这是一群伤天害理的邪恶妖人，挖眼掏心，戕害清国国民。其次则是对朝廷的失望，居然惧怕洋人的坚船利炮，作出如此无视公义和律法的最终结案。这或许是朝廷没有意料到的结果。
另一方面，天津教案里关于洋教士的种种谣言不但没有得到澄清，反而开始四处传播，被清国各地的士人们接受，被广泛流传。这些谣言的广泛传播，更加剧了清国百姓对洋教士的恐惧和仇恨。
民教冲突，从根本而言，就是文明的冲突。洋教士的言行举止和他们所宣扬的理念，都和当时的清国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从道德伦理上，从社会秩序上，都在挑战冲击着清国传统。这些民俗传统的冲突，加上士绅老爷们的组织和挑动，清国各地乡间都开始出现针对洋教的恐惧，厌恶和仇恨，逐步演变成为暴力事件。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会觉得清国的民众荒诞不经。但是，当时的许多百姓，他们是真诚的相信，这些洋教是邪恶的，是毫无廉耻的，而且是来占便宜欺负人的。
客观地说，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中国清朝的民众无法理解洋人的宗教、文化，应该说，是情有可原的。
清朝的一切，从根本上说，都属于农业文明，而西方人的宗教、理念，都属于工业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话语体系。
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曾国藩为例，在天津教案后，在举国朝野卖国贼的怒骂声中，曾国藩身败名裂，一年多之后就在清国大多数“爱国”士人们的鄙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在爱国这两个字上面打引号，是因为我们能了解，那种爱国情怀的狭隘乃至无知，但当年的那些人可是清朝社会的精英，是读过书、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士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文化，是受人尊敬的。
后世认为，在此次事件中，曾以儒生带兵、戴着镣铐的舞者、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曾国藩，知道他秉公处理可能遭致举国士人的不谅解和怒骂，他依然坚持了“至公至正，不论华夷”的原则，秉公审理天津教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孟之道，乃是仁义之道。曾国藩爱惜他的名誉胜过他的生命，他毅然选择了舍生取义，宁愿背负时人的痛骂。立德，立言，立功，按照儒家的标准，曾国藩是孔孟之道的圣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他的言行，为在中国消亡的儒家传统赢得了最后的尊严。
那么，西方人眼中的曾国藩又是怎样的呢？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 “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 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 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中国乡间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 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 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 ……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但是，赫德不知道的是，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是洋务派的先驱。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看吧，这就是不同文明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们承认，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乃至二战前的整个亚洲文明（日本除外）和非洲文明，相比较欧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无疑在生产力上、社会生活水平上是落后的（中东土豪石油国家除外），从而，在社会文明、法治、民主等方面也要落后于掠夺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而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欧美国家。但是，这些问题，就像乡下的穷亲戚进城了，不知道要遵守红绿灯，你教给他，没几天他也懂了。可惜的是，西方文明从来没有显示这样的耐心和教养。西方文明在遭遇其他文明时做了什么呢？在东方，他们用船坚利炮踏上了中国、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其中日本被打了立马就跪了，然后进行了明治维新，成功跻身征服者的行列，其他的国家都在苦海中痛苦挣扎。在北美和澳洲，他们残忍地杀害当地土著，基本消除了印第安文明的影响，上演了真实版的《农夫与蛇》。（哦对了，美国人还过感恩节呢，号称感谢当年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这么一比较，好像新西兰的毛利人还算幸运的，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高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在非洲，他们只是攫取当地的天然资源，却没有发展当地经济，令非洲至今仍为全球欠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区域。拉美则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发展始终乏力。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无不是以胜利者、恩赐者、救赎者的面貌自居，对比自己弱小、落后的文明，美其名曰援助，实则希望肆意地改造、指责、嘲笑和讥讽乃至践踏。
《查理周刊》事件不也是如此吗？在西方人看来，我们花个漫画讽刺一下宗教而已嘛，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们也讽刺我们天主教的教宗，怎么就不能讽刺先知穆罕默德呢？但这事儿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大人给孩子开了一个很严重的玩笑（比如说孩子是捡来的之类），孩子生气了，大人就告诉他，我们只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你生气就错了哦，最可气的是，大人还把这个叫做教育。孩子的情感、感受，完全不必理会。
此次《查理周刊》事件的导火索就是这本以漫画讽刺为形式的刊物拿别人的信仰开玩笑，这无疑属于挑衅行为。如果西方非要把这解释为言论自由，那我只好说，这是西方文明对于伊斯兰文明赤裸裸的无礼，一如他们对其他的文明形式的傲慢无礼一样，这样的冲突一百多年前就有了，这次不过是重蹈覆辙，《圣经.旧约》上说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