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祖籍广东的陈克文,在1938年至1946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职务在重庆度过了8年岁月。作为亲历者,陈克文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罪行。

　从陈克文日记中可以看出,天气是当时人们用来判断日机来袭与否的重要标准,并将四季简单分为“雾季”和“轰炸季”。

　但所谓重庆雾季时的安全,也是一种侥幸。“天气并不晴朗,大家都以为这是重庆的天然保障,到底也靠不住了。”陈克文日记显示,即使在雾季,警报声也频繁起来。如1939年10月4日,“大家以为月光很微弱,敌机不至再来了,团聚玩起扑克来,想不到十二时后警笛仍然大鸣,又一直闹到清晨四时才得就寝。”

　1940年的轰炸季,阴雨天也无法抵挡日军的狂炸。5月26日,“多日阴雨,今早微露晴意,云层仍甚浓,想不到这样的天气竟有警报发出,敌机居然大批来袭。”

　日军的狂轰滥炸,导致满目疮痍。身为公务员的陈克文也成为“难民”,轮流在城里的同事家里吃住。

　不过,被陈克文称为“破巢之鸟”的受灾同事们,表现出顽强不屈的精神。1940年8月10日,陈克文在日记里记载:“办公大楼里充满受灾的男女同事们,发放救济费、清理未被烧的宿舍。敌机是否再来,大家并不理会。如火如荼的敌机滥炸才一过去,人人又从洞中钻出来,笑嘻哈地做着各种公私工作了……”

　同年10月25日,空袭警报解除后,陈克文和同事到上清寺的小饭馆吃饭——“那里生意特别好,情形特别热闹。”11月10日,陈克文看到城郊沿途废墟的建设情况,更是感叹:“断垣残壁之中已经长出新的生命力来了。这无限的潜力,确不是飞机炸弹所能够摧毁的。”

　“日军将轰炸目标锁定为都市商业区和平民生活区,其目的在于摧毁民众的抗战精神。”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副院长张瑾教授认为,当轰炸成为常态,重庆人在跑警报、躲空袭的生活中,反而衍生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镇静与坚强。正是这份自信、乐观的民族精神,成为支撑人们战胜日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