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开到死----南太井蛙
我这个人生平最怕开会，派屈克．蓝奇欧尼(Patrick Lencioni) 说过﹕「如果可以不用开会，我会更喜欢我的工作。」他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开会开到死》，此人对开会的排斥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知道了他的立场，我立即视之为知己。
派屈克．蓝奇欧尼将开会比拟成一部电影，若是这个会议一开始不能引人入胜，就失去了开会的意义；要是到了最后要散会了，还没有给人强烈的印象与深刻的回忆，那么这次的会议就不会有作用；如果会议中没有触及到重点，那这次的会议不开也罢。
几十年前在大陆有几种会议是令我头疼的，一个是「报告会」，作报告的人除却单位头头，还有台上见不着人的录音报告，一九六四年听过中宣部长陆定一作报告，冗长得像军区礼堂外的酷暑天气一样让人感到沉闷，还不许作笔记，我实在怀疑听报告的人当中，会有人对这种枯燥说教与训词感兴趣而作笔记的。但偷看在座各位脸上那种洗耳恭听的专注，十几岁的我生平第一次懂得了甚麽叫作「装模作样」。
那个政治报告足足讲了近三小时，我惟一的体会是「真能说」，大陆一些领导张嘴就显示出他们中气十足，这令我对中央一级保健医生在延年益寿方面的绝技从、此深信不疑。
那年头要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是一种造化。
而草民们也要开会，就是每天下班后必须留步参加的「学习会」，一班工友围坐，读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文件，然后依次发言，如果你不发声，主持者就会瞪着你，甚至点你的名，敦促你发言。那年头生活艰难，工友们都着急着跨上破永久牌单车，奔回家去做晚饭，他们年幼的孩子，放学后脖子上挂着门匙，还飢肠辘辘地在街上徘徊。大家的眼睛不断瞟着牆上的挂钟，心里都在咒骂这个该死的会议，可车间党支书偏偏耗时间，似乎有意跟归心似箭的你过不去。
文革年代有了动员誓师大会、揭发批判斗争大会、声讨大会、公审宣判大会、平反大会、忆苦思甜大会、落实政策大会、和追悼会，我都躬逢盛会，有时是提心吊胆担心被人从台下揪上台去批斗，有时是心惊胆颤害怕被人从台下拉下台去枪毙。
那年头的大小会议，有时一天可以开几次，端视是你斗别人，还是别人斗你。参加文革这些会，拳头要高举，口号要狂喊，该流泪时，还得立刻热泪化为倾盆雨，台上台下都是一种表演，而有些人的演技的确精湛非凡。
改革开放之后，草民参加的会议少了，我也到了海外。本以为从此不必开会，岂料仍然摆脱不了开会的苦恼。斐济虽蕞尔小岛，但大陆领导人来过不少，当地侨胞也就集会盛意拳拳欢迎。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来访，侨胞在中华俱乐部欢迎，每位二十斐元。当胡先生快步走入大厅频频招手示意时，一位华裔老太趋前抚其衣襟，激动地问﹕「你就是邓小平吧？」其实那时许多侨胞虽然掏了二十元买票，根本不清楚来者何许人也，不比现今的华人迎宾标语上都表达了与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度。
通常这类欢迎会都有侨领致辞，一次欢迎钱其琛外长，我等公推一位斐济老侨致欢迎辞，他老人家用台山话讲了一遍，见钱外长一行虽礼貌地含笑颔首，却根本听不懂，善解人意的老侨即席声明﹕「部长先生，请容许我用普通话再说一遍。」只见钱部长如释重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老侨侃侃而谈又重复一遍演讲辞，语毕只见钱外长仍是一脸「莫宰羊」，此时身边一位友人疑惑地低声对我说﹕「我怎么觉得他只是又说了一遍台山话？！」我连忙紧握他的手，表示深有同感。
前些年在奥克兰参加过不少会议，洋人的会议无法完全听懂，所以理解上有点难处，只能囫囵。华人的会议则完全听懂也完全理解，可就是觉得内容空泛，言之无物，而且往往与会议主题关係不大。组织者与参加者，将出席嘉宾有谁，视为该次会议的级别高低，而对嘉宾是否能来的关注，远甚于对会议自身主题与效益的重视。
有些会议除了没完没了的嘉宾致辞，还喜欢点台下来宾的名，请其起立认识一下大家，除了尊姓大名，还不可漏掉诸多头衔，这「长」那「长」，最少可冠三五个。逐位起立，鼓掌，坐下，光是这一部份就大半小时，剩下的就是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
我是个「老天真」，甚麽事都容易犯理想主义化的毛病，搞沙龙就想到巴黎贵妇或林徽茵，写了点东西，就倾情「以文会友」，几年前满心高兴去参加甚麽甚麽作家大会，结果是无文亦无友，惟一收获是在台湾买了一箱书，回到奥克兰一读，果然是好书，奇怪的是写出这些好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来开会的。而我却在会场里人模狗样地坐了大半天，大概这也就是自己没有写出好书来的根本原因吧。
自从开完那次所谓的甚麽甚麽作家大会，我终于明白甚麽是「假汝之名行他事」，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立誓回到井底，常思己过，闭门造车。
现今开会是一种时尚，也是某种定位。甚麽级别的会，你能参加，将成为你身份的象征。G20峰会，你要是去了，那你不是总统就是首相，不过这类峯会毕竟全球只有一个。至于别的会，名堂可以要多大可以有多大，说到与会者，还真不敢恭维。
如今有人开会开到死，我可是死也不开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