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转乾坤845
听广播电台----南太井蛙
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听广播电台是一种奢侈，因为收音机很贵，家里有收音机的人也不多。那时广州的广播节目里，有不少娱乐节目，粤曲，音乐，广播剧，相声，说书等等。其时我仍年少，除了读书求知，就是热衷沉瓜浮李的嬉戏，很少听广播。中学时代有同窗装配矿石收音机，送我一部，虽然是安装在一块小木板上，居然能听到胡千里在广州台的说书，但我嫌其声如秋虫唧唧，弃之不听，枉费了同窗一番好意。
文化大革命时，我二十岁了，除了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渴望认识瞭解更多的东西，其中包括自己身处的世界，中国之外的天地，那里的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我所在工厰的四楼有一部飞乐牌收音机，原属俱乐部保管，我跟俱乐部主任陈姑娘很谈得来，她就默许我随时使用这部收音机。至于她是否晓得我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境外电台，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我正在阅览室聚精会神听「美国之音」，窗外突然有人敲了两下玻璃，我立即关机，顺手拿起一份羊城晚报，此时保卫科长已经推门进来了。而隔壁却响起了陈姑娘尖细的歌声，刚才正是她在窗外向我「示警」。
「美国之音」、「英国BBC」、「莫斯科广播电台」还有台湾的「中国自由之声」，都是我偷听的「敌台」。干扰电波中传来时强时弱的声音，无论男女，概说国语，但却是另一种调子的国语，亲切、温柔，彷佛带有磁性，他/她们说的，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从来没有听过，从来都不知道的。有些时事新闻和历史回顾，其人和事虽然曾经知道，但是非对错的判断与解读，则大相迳庭甚至是完全相反。
这一种内心的震惊是难以言喻的。
小提琴家马思聪出走美国的消息，就是从「美国之音」里获悉，他告诉世界中国的文革正在摧毁文化、戕害人民。我在广州见到的文革，証实马思聪和美国之音没有说谎。但这一场运动的根源与祸害，我是从美国之音评论分析中，第一次得到启迪的。
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单一宣传背后有更多元的思想与不同观点存在。我回过头再重读经典，便幡然醒悟，人类社会自文艺复兴以降，籍宗教、科学与工业改革，早已走上另一条道路。而我身处的世界，只是另一个自立于化外的封闭天地。
如今回首，其时个人思想迅速内廷外伸，其「内延」得自对西方经典的浏览，而「外伸」则端赖这一部小小收音机带来的讯息。
待年岁与阅历增长之后，个人觉得听广播形同听一家之言，如何去判断真伪，最终只能由事实来印证。
一个广播电台如果整天说谎造谣无中生有或是扭曲、诡辩、强词夺理，它是不会有忠实听众的。
在软实力时代，某种竞争或是较量已从国际广播拓展到地方广播，无论这方面的技术如何发达，投入的资金如何巨大，在讯息密集到爆炸的今天，一人一事可以通过千百万个渠道去瞭解。受众是否採信，最终仍然必须取决于广播内容是否最接近客观与真相。
因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拥有听哪一个频道的最终选择权，他们的耳朵最灵敏，好听的你不让他听，他冒险偷听，遇上不入耳的节目，立刻就转频道了。■
国际广播一直是西方某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对我国推行反共、冷战、和平演变等战略的重要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其中主要的有"美国之音"、"英国BBC"、"德国之声"以及"自由欧洲"、"自由"等电台，日夜不停地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播。这场电波战到现在已经整整打了近半个世纪。
西方国家十分重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新闻总署有一位署长曾说，"美国之音"的广播是"阻挡不住"的，它"能够促使一个国家走向团结，也能够煽动人们起来暴乱"。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一位官员曾说，"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起着"相当于一个远征兵团的作用"。美国国会有一份文件曾说："国际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还有人把国际广播称为"比设置导弹更为重要的""攻心战武器"等等。在西方一些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规模和实力的重大计划大多由最高层当权人物直接领导制定。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美国历届总统中，就至少有7位总统策划过美国这方面的活动。他们制定的战略目标就是要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西方各大国际广播电台几十年来不惜投入巨额人力财力，先后建成有效地覆盖全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国际广播网。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即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夕的20年中，"美国之音"的总发射功率增加2倍多，"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增加1倍多，英国BBC电台增加近3倍，"德国之声"增加近10倍。它们设在国外的转播台遍布五大洲一系列"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它们的广播语种和时数成倍增长。例如，"美国之音"在国内有5个发射基地，在国外有14个转播基地，共有117部发射机，总发射功率2.6万千瓦，用52种语言对全世界每周广播1300多小时。其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的语种和时数均各占近一半，这说明"美国之音"广播的重点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其他西方各大国际电台也都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其广播渗透的重点对象地区。
西方各大国际电台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中，对我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一直仅次于对前苏联。"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的对华广播开办于二战期间，在新中国成立后，它们的广播规模和实力大幅度增强。在50和60年代，由于当时西方的对华战略需要，它们对我国大搞广播包围圈，开展广播冷战和心理战活动，进行赤裸裸的反共反华宣传。7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美建交以后，它们的对华广播主要是乘机搞思想渗透、"和平演变"，以及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进行政治蛊惑等。同时，为了提高宣传效果，它们的对华广播的规模和实力特别是发射功率进一步有所增强。
苏联解体后，随着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西方各大国际电台相继削减对独联体各国广播规模而加强对华广播实力，出现战略进攻重点明显东移的态势。例如，"美国之音"的对前苏联广播在其解体前的1989年共使用9种语言每天广播累计28小时45分；解体后逐年减少，到1997年减为共使用5种语言每天广播8小时45分；其中，俄语广播从每天16小时减为5小时。而"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则从1989年使用2种语言(普通话、广州话)、每天广播9小时，逐步增加到1997年使用5种语言(增加藏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每天广播14小时。除"美国之音"加强对华广播外，近年来美国还彷照其对前苏联东欧各国进行反共颠覆宣传的"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的模式，筹建一座主要对我国进行反共颠覆宣传的"自由亚洲"电台，已于1996年9月30日开播。英国BBC和"德国之声"对华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法国和加拿大国际电台的对华广播是在我国北京风波后新开办的。同时，近年来西方国际卫星电视大举渗入亚洲，我国就更成为西方广播和电视双轨并进的电波战主战场了。
冷战结束后所以会出现西方国际广播战略进攻重点东移这一态势，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国际广播冷战两极格局转变为冷战后多极化格局的一种重要反映，而且是与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攻击中国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需要相适应的。这表明，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办国际广播的冷战思维仍在继续。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话来说，也就是它们仍然把西方国际广播看作是"西方各国要打好的""一场没有硝烟"而要"把社会主义融化掉"的"新的世界大战"。
对于西方这场比冷战时期可能更为严峻的对华电波战，我们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采取必要的适宜的抵制防范措施，并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为了认真对付这一挑战，我们对西方国家的对华广播状况从其历史演变、冷战后发展态势、现有规模和实力、发射网部署等方面作了些调查、研究和探讨。
二、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开办对华广播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美国和英国开办于1941年，德国开办于1965年，法国和加拿大开办于1990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开办对华广播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演变情况，足以证实它们的对华广播完全是西方各国政府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甚至是西方各国敌对势力所控制和利用的反共反华宣传工具。
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是在1941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办的，最初用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每天对我国广播1小时，后陆续增加闽南话、上海话等节目，是美国政府在亚洲对抗法西斯轴心的"宣传武器"。战后初期，"美国之音"一度缩小广播规模，对华广播只保留普通话节目，以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扶蒋反共为其宣传的指导思想。在我国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美国之音"在我国周边地区一再增设发射机加强反共喧嚣，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叫嚷"我们的广播决不退出中国"，妄图阻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
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开展反共的所谓"宣传真理运动"，后又派军队侵略朝鲜。为了配合侵朝行动对中朝军民开展心理战，"美国之音"再度扩大对华广播规模，除汉语普通话外，不仅恢复了二战后停办的广州话、闽南话、上海话广播，还增加了潮州话、客家话和藏语节目，每天播音长达10多个小时，规模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之音"继续加强其对华广播的发射功率。同年，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又发动以反共为目的的"自由十字军运动"，并指示"美国之音"作为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利用广大的无线电广播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其重点是"铁幕和竹幕背后的国家"。此后，"美国之音"的广播宣传就一直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新独立国家为主要对象。我国也就成为"美国之音"国际广播格局中仅次于前苏联的第二大对象国。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美国之音"办对华广播的指导思想是，美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拒不承认中国、孤立和封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共反华政策。为了加强对华广播，"美国之音"在我国东部和南部周边地区不断修建、拼凑成一个弧形的广播包围圈。这个广播包围圈设在美国当时在亚洲的军事战略第一线上，即在韩国、冲绳(日本)、菲律宾、南越和泰国设置一系列的"美国之音"转播台和披着宗教或民间外衣的反动电台，日夜不停地对我国进行广播渗透。美国设在菲律宾、冲绳和泰国的3座转播台有1000千瓦中波发射机3部和500千瓦、250千瓦短波发射机10多部。美国负责对外宣传的人士认为，这些转播台能使整个中国听到"美国之音"。同时，为了集中力量更有效地加强对我国宣传，考虑到汉语普通话已经通行我国全境，"美国之音"于1963年取消其他方言和藏语节目而倾其全力办普通话节目，每天播音9小时，在"美国之音"各种外语广播中占第二位。在北京、香港、台湾均派有记者。
当时"美国之音"的刺耳反共腔调是举世闻名的。为了使它所制造和散布的流言蜚语更有效地影响我国政局，"美国之音"经常派人设法了解我国有关情况，并采取相应加强措施。1962年1月，"美国之音"台长卢密斯抵达香港，"检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向大陆广播情况"。他向报界透露，"美国之音"一直采取"不断改变频率和加强功率的策略，使中共难于捉摸"。1963年2月，美国新闻总署发言人说："无线电广播是使共产党中国的人民经常听到美国消息的唯一办法。"1964年4月，美国新闻总署署长罗恩访问台湾时对记者说，尽管他无法知道"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有多少听众，但是他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铁幕后面的人民了解我们的政策。"半年后，罗恩在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吹嘘，"’美国之音’对抗共产党世界的强大干扰活动取得了连续性的胜利"，"’美国之音’第一次成为在共产党中国拥有最多听众的外国广播电台。
70年代初，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的宣传调子和手法也有所改变。例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代替"共产党中国"、"大陆中国"、"红色中国"等含有敌意的称呼，以貌似客观公正甚至比较友好的口吻取代赤裸裸的反华腔调，注意研究听众心理，举办大量吸引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的节目，着重报道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文化、科学、体育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活动。但是，这仅仅是"美国之音"宣传策略的改变，它的战略目标和宣传目的并无丝毫改变。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一度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该台台长彼得•斯特劳斯兴奋地说，"’美国之音’很可能成为我们同中国人民进行联系的最好途径"。美国负责对外宣传的一位人士也说："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让中国人"真正接受西方思想影响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绝好机会"到来了，因此要抓紧"空前良好的时机"开展对华宣传，以"填补由于30年隔绝所造成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空白。"
美国确实没有放过这个加强对华广播的"绝好机会"。8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里根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强调"美国之音"等电台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对华广播制造舆论。他说，"美国之音"等电台是"真正的灯塔，自由的象征，是告诉铁幕后面的人们不要放弃希望的工具"。他要"美国之音"对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破城槌"的作用(破城槌是古代战争用于攻城的一种大型战车)，并表示他要像"肯尼迪总统重视太空计划那样重视美国之音的现代化"。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1983年"美国之音"推出一项名为"广播星球大战"的设备现代化计划，所需经费高达13亿美元。这项分期实施的计划包括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广播的泰国乌隆、斯里兰卡奇洛等一系列设在国外的大功率转播台，增加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的播出量，并于1987年5月恢复对我国广播的广州话等节目，力图使"美国的无线电广播成为共产党国家里的替代性自由新闻"，以"支援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从而"播下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种子"(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语)。
到80年代中后期，每当我国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美国之音"就乘机煽风点火，对它所希望出现的后果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国1986年的学潮中，它的造谣煽动活动就是一个例证。1989年春末夏初，随着北京地区政治风波的不断升级，"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的播出时间和使用频率不断增加。从平时每天播出9小时增加到11小时，后又增加到14小时，使用频率由5个增加到7个。不仅增加短波广播的频率，而且还启用中波广播。它和西方各大国际电台的对华广播一道，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华反共浪潮。它们造谣传谣，煽风点火，歪曲真相，蛊惑人心，配合和推动学潮向政治风波方向发展，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199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纪念"美国之音"开播五十周年的小册子中直言不讳地说："1989年春末，美国之音的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广播时数大量增加，向千百万甚至数以亿计的中国听众报道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十几个城市里的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这本小册子承认，"美国之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重大事变中，"从多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这就是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无形战线上所取得的最成功的胜利"。
通过回顾"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从开办到8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历史演变情况，可以看出"美国之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不同时期对我国进行反共反华宣传、实行思想政治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顽固立场和反动本质。西方其他国家的对华广播，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的两极对峙格局下，尽管在各自的广播规模、宣传策略运用等方面和"美国之音"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的性质、目标、战略等方面都大体上和"美国之音"的演变模式差不多，在宣传方面也基本上和"美国之音"同唱一个调子。
英国国际广播电台--BBC世界电台的对华广播开办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用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每天对我国广播。二次大战后，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削减国际广播经费，对一系列外语节目采取收缩方针，但由于追随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反共冷战战略的需要，BBC对华广播的普通话和广州话节目均被保留下来。60年代BBC恢复和加强国际广播，并将其重点对象地区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普通话节目由原来的每天30分钟增加到2小时30分，广州话节目由原来的15分钟增加到1小时。在增加发射功率方面，从1961年起相继在国内增建10多部大功率短波发射机，研制、采用梯形调制方法越过对象国干扰并使发射功率成倍增强(可使250千瓦增加到550千瓦)。1963年在新加坡建成一座转播台。1987年，为了进一步改善其对华广播在我国中部、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收听效果，又在香港建成一座大功率转播台。该转播台启用后，据报道，BBC收到中国听众的信件大幅度增加，每月达到5000多封，比过去跃增4倍。在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BBC积极配合"美国之音"掀起反共反华浪潮。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的对华广播开办于1965年，是当时的联邦德国为配合美国和英国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广播、增强西方冷战实力的需要而开办的，其宗旨是"把西方的思想灌输到共产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去"(该台前台长施泰格涅尔语)，其新闻报道方针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该台的对华广播节目最初从国内的科隆发射台直接向我国发射。后来，为了改善其广播在我国境内的收听效果，除了通过70年代在其国内建成的世界最大短波发射中心——威尔塔赫谷发射台的大功率发射机向我国直接发射外，80年代中期又在斯里兰卡东北部的亭可马里郊区建成一座大功率转播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早就计划开办对华广播，1963年3月戴高乐生前曾表示"要让中国听到我们的广播"，但长期未能付诸实施。1989年4月法国议会批准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从1990年起对中国用汉语普通话每天广播2小时的计划。1989年北京风波后，为了适应当时西方的对华战略需要，法国提前从6月12日起开办了对华广播，每天30分钟，后又增加到2小时，主要通过日本广播协会设在其国内山田的大功率发射机就近向我国广播。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也是赶在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提前开办的。该台原计划到1990年4月开办对华广播，由于北京风波，这一计划提前实现了。1989年6月20日该台先在对亚洲广播的"日常英语"和法语节目中各加进10分钟的汉语普通话新闻，同年10月1日正式开播，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外电就此报道说："外国电台的广播把西方的新闻和观点带进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
二战后的苏联社会，不少民众在暗中收听“敌台”，犹太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体。那麽，他们为何喜欢收听外国电台？
要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对二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犹太人的实际状况作一简要介绍。在苏联，生活着为数不少的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爆发后，为向全世界揭露纳粹军队的暴行，鼓舞苏联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军队，苏联方面在战争过程中成立了一个合法的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争时期，该委员会在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人团体，凝聚苏联国内外犹太人力量，以及同西方媒体合作积极宣传苏联军民英勇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雄壮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4年乌克兰解放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几位领导人主张在克裡米亚建立一个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属下的犹太人自治区域，并且将这一主张写信呈报给了斯大林本人。这一主张惹起了轩然大波，让斯大林异常警觉和怒不可遏。这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后不久就遭镇压的肇因。该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米霍埃尔斯于1948年1月被暗杀。
有关米霍埃尔斯被暗害的情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桉馆收藏着一封斯大林去世之后贝利亚写给马林科夫的信，信中写明，斯大林在获悉米霍埃尔斯将要前往明斯克之后，指示阿巴库莫夫在明斯克制造一起交通事故。
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对档桉文件进行考証的基础上指出：“制造交通事故尝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于是制定了一个包括邀请米霍埃尔斯晚上到察那瓦的别墅做客在内的计划……当晚 10点钟左右，米霍埃尔斯在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戈卢博夫的陪同下乘车抵达位于明斯克市郊的察那瓦的别墅，两人在那裡同时被打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在了一辆载重汽车下面。两个小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在了明斯克市一条偏僻的街道上。”
暗杀事件以及随后的反犹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战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对苏联领导人的影响和作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随着与美英等国的分歧和矛盾愈益深刻，特别是冷战帷幕的徐徐开启，苏联领导人对美英等国的戒备、警惕和敌视愈加深重。正因为如此，当乌克兰获得解放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建议在克裡米亚建立犹太人自治区域时，斯大林的反应才会那麽敏感而强烈。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苏联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就存在过排斥、歧视犹太人的事件和做法。在苏联诞生之后，在一定的阶层、民族和一定的人群中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存在。斯大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一次，第30飞机制造厂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党委系统及国家安全部门分别向斯大林汇报，认为领头闹事的是几个犹太人。当时兼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交换意见时，斯大林说：“应当把一些身强力壮的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拿木棒，在干完一天的活下班的时候，把这些犹太人好好揍一顿。”
1948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它的参加者被指控“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同国外犹太人反动组织保持联系并从事间谍活动”。其成员被逮捕枪毙或者流放，一大批着名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捕。犹太人大多在苏联文化知识界供职，其中不少犹太知识分子还担任了本部门的重要职位，因而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也特别严重。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授意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犹太人的政治批判。该文直接点了一批犹太文艺家的名，且特意逐一用括号注明了他们的犹太姓氏，使得这场批判运动的排犹性质昭然若揭。
在这场运动的鼓噪声中不仅逮捕了大批犹太知识分子，而且关闭了几乎所有的犹太文化机构：犹太学校、剧院、报纸和杂志。虽然对犹太人的大部分限制措施并没有大肆宣传，而是按口头指示进行的，可是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反犹情绪对于党的机关并不是什麽秘密。而且，“斯大林到了晚年，几乎扔掉了种种意识形态的假面具，而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罗伊搀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这场运动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以及民族之间的和睦关系，在当时反犹、排犹气氛笼罩下，密告、诬告犹太人有时会使仕途升迁比较顺利，于是密告、诬告犹太人事件连连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犹太人的生存环境自然是非常艰难的。然而，这又反过来使不少苏联犹太人锤炼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坚韧意志和刚毅性格。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夜暴富的俄罗斯新富豪中，不少就是当年曾饱受欺凌的犹太人。比如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在少年时期就开始用拳头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懂得“犹太人”这个词所蕴含的特殊含义。起初他特别害怕同小伙伴打架，直至有一天他被几个比他大的小孩逼到一个牆角欺负、侮辱，无处可逃时，他终于还了手。一次又一次交手，使古辛斯基胆子越来越大，以至于对那些欺负他的成年人都敢“修理”。有一天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几个成年人下班后扎堆在喝伏特加酒，这几个家伙一见到他立刻奚落道：“小犹太佬！小犹太佬！”此时也就10岁左右的古辛斯基不知哪来的勇气，抄起地上的铁管和石块就朝这几个大人砸了过去，并且一边眼裡噙着泪水一边紧追不舍。多年后，古辛斯基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仍然很激动：“我当时流泪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屈辱和气愤。”
所以，那时收听外国电台成了苏联犹太人排解心中苦闷和痛楚、聊以自慰的良药之一，大批犹太人也因此而获罪入狱。
读苏轼「浣溪沙」有感
原词：
苏轼「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淨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髮唱黄鸡！
语译：
山下溪边兰草已萌幼芽，松林间的小径淨无泥泞。
细雨绵绵的傍晚，杜鹃不停啼鸣。
谁说人生不会再年少，东流溪水都能回转西绕。
不要徒然自伤白髮，也无须悲叹衰老。
注释：
1、蕲水清泉寺，在今湖北浠水县。元丰五年（1082）三月，苏轼曾游此寺。「蕲」，音ㄑㄧ2声。
2、兰芽：兰草初生的嫩芽；兰草并非兰科植物的兰花，而是现在俗称的泽兰植物。
3、萧萧：即潇潇，细雨绵绵的样子。
4、子规：杜鹃鸟；相传为古蜀帝杜宇之魂所化。
5、休将白髮唱黄鸡：「白髮」，指年老，「黄鸡」，指年华易逝的感慨。全句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消极悲观，人生也会返老还童。白居易有一首「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写着「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晚丑时鸣，白日催车西前没。腰间红绶丝未稳，镜裡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诗中「黄鸡催晓」，「白日催年」，指的是人在黄鸡的叫声、白日的流动中一天天变老的，感慨时光催人，红颜易逝。在此，苏轼反用白居易诗句来表达不同意境。
【读后感】
苏轼才气纵横，怀抱经世之志。21岁便考取进士，曾任翰林学土兼侍读、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因批评新法而入狱，多次遭到贬谪，先后到过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等地，最远更被贬至琼州(今海南省)。在「卜算子」一词中，可以读到他对理念的坚持与孤寂之感(注：「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也许是苏轼对佛法的领略，在困厄频仍中，仍能见到其达观的一面。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正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期。他与友同游蕲水清泉寺，走过林间小径，经过兰溪，细雨绵绵，传来凄凉哀怨的悲啼。这样的情景虽美，但情境应该是属于悲愁的。没想到，时年45岁的苏轼望着西流的兰溪，想到的却是「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笑说不需感叹白髮三千丈，也不用伤感黄鸡催晓又一天。
面对困境，还能不时有豁达的思维，这就是苏轼。读着苏轼的浣溪沙，「休将白髮唱黄鸡」的积极向阳，不禁想起时下有些年轻人放浪形骸，吸毒嗑药，浪费青春，自残身躯的行为。因此写下读后感怀：
「谁道人生无再少，老树逢春新芽绕，
千年犹有碧伞招。
莫笑白髮唱黄鸡，二八碧玉如古稀，
饮鸩浪骸成鹤皮。
童真无价不
南太井蛙
班马綫前停车，一妇人拉一小女童横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