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登机还有三个小时，闲来无事，写写在惠灵顿租房的经历吧。为了吸引读者，也做一次标题党，套用一下网络名人胡戈为调侃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而拍的一个片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标题吧。

只要有人口流动，就有租房的需求。只要你在他乡生活，就必须租房。我第一次租房是十二年前，当时刚在南京找到工作，房子是六七十年代建的一室一厅，大约六十平米，位置很好，生活方便。男房主是警察，女房主是燕子矶中学数学老师，都是五十几岁。在交往中，明显地发现这名警察在家里居于领导地位，夫唱妇随。签租房合同时，当警察的男房主坚持要看妻子和我的结婚证、工作证和身份证原件，并要求复印一份留存。当中学老师的女主人则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责怪他不该这么做，警察先生则坚持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他们是为房客负责。我很不爽，那个年代在江苏省境内不论是真夫妻还是情人住宾馆都不需要出示结婚证了，我们是有正当职业的货真价实的夫妻，租个房子还要结婚证？太不尊重他人隐私权了！转念一想，他这么做大概是职业习惯吧，警察喜欢盘问人，把你祖宗八代都盘问清楚。在完成了“身份审查”的第一关后，这个男警察一次没上门突击“检查”过，一次没有上门干扰过我们的生活，房租也一直是七百五十块钱这个不高的价位。那几年，南京的房租随房价芝麻开花节节高，第二年在那个地段同样的房子都能租到九百五十块了，他们始终不涨价。我想大概因为他们收入较高，不是靠房租过日子的揭不开锅的穷鬼。

如果要说在惠灵顿租房的感受的话，除了不爽还是不爽。人生地不熟，刚来的几天住在青年旅馆。仓促中租的第一个房子是一个三层的楼房，一进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对异味很敏感，于是只住了半个月就搬走了。当时以为就他一家有霉味，现在想想我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惠灵顿大部分房子都有霉味，只是或浓或淡而已。惠灵顿有很多绰号，诸如“惠村”、“风城”等，我觉得说惠灵顿是“霉城”可谓名副其实，全城皆霉，无处不霉，霉味和这里的海风海雨一样常伴你左右。之所以有霉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全城依山傍水，雨水多，室内多铺羊毛地毯，羊毛的特点是吸水快干燥慢。

从这家搬走后，在中文报纸和当地英文网站上看了几家，不是脏乱，就是因为实景与广告差别大而怀疑房主不诚实，都没看中。在惠灵顿看房，如果不开车靠步行的话，上坡下坡很累，而且地名很难找，往往一条五十米或一百米的路都有一个名字，在地图上标出来了。路上行人少，无从问路。最痛苦的一次看房是去karori park西边的一个半山腰的一户人家，街道名字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上午十一点坐三路车在底站下车后，就开始站在路边等行人，走一截问一截。当时我还不会用手机上的google地图功能。路上车多人少，站在路边东张西望，盼星星盼月亮似地也很难等到一个行人。这个场面让我想起来自称胡适小老乡的唐德刚教授说过，胡适晚年曾有一段落拓的日子，走在美国街头经常迷路，这个瘦弱的老头站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分不清方向。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等了很久没有行人，忽然听见不远处有洗车的声音，便像发现救命稻草一样循着声音走过去，就此结识了来自重庆的张先生和唐女士一家，这是后话。好不容易盼到两三个路人，拿着写在纸上的地名问路，他们的反应不是摇头就是摆手或耸肩。打电话给房东，房东只在电话里简单地告诉我左拐右拐右拐左拐，这对于一个没来过的人来说等于没说。等我费尽艰难险阻找到房子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左右了，肚子饿的咕噜噜直叫，饥渴交加。如果我是这个房东，有人来我家看房子，我就开车下山接一下，于我只是一分钟的事情，但是对于看房的房客来说，就是近两个小时的又饥又渴地寻找。与人方便是一种美德。这个人家待租的房间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简陋、脏乱、狭小，显然不在我考虑之列。

从这个人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点半左右了，饭量大于牛的我没带吃的喝的，筋疲力尽。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了报纸上另外一个房子的电话。这个房东相对来说体贴一些，让我在原地等着，他稍后开车接我去看房。这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侨，单身未娶，以贴瓷砖为业，中等个子，皮肤黑中泛红，走路双腿朝外呈拐型，一双体力劳动者特有的手，指关节粗，掌如蒲扇。他家房子是刚建成的新房，入住还不到一年，家具等都是崭新的，基本没有霉味。这样的房子对于已经看房看到呕吐的我来说，算是比较理想的了，就决定租下来。当时他家已经租进来一个吉林姑娘，一对武汉情侣。现在回想，和这三位合住的日子还是相安无事的，互不干扰，以礼相待，他们是我在惠灵顿遇到的最有修养的合租客，那些天是我住的最安详的日子。吉林姑娘身材苗条，一头披肩长发，一双杏眼黑的发亮，话不多，比较安静，不吵闹，作息规律，每晚十一点准时关灯睡觉。武汉情侣一人捧一个IPad看电影电视，喜晚睡晚起。大约在我住进来一两个月后，由于武汉情侣中的男主人公在奥克兰找到工作了，女主人公也搬到奥克兰了。而吉林姑娘和这个武汉姑娘是同学，也便随之搬走了，毕竟一个姑娘和两个大男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是不自在的。

他们搬走后，偌大的房子就剩下我和光棍房东，屋子里顿时冷清寂寞起来。我便想介绍另外一个南京来的姑娘住进来。在外国，如果和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做邻居，至少能聊以慰藉思乡的小心脏。孰料她因为租房合同未到期，不能提前搬来。和她同住的另外一个长春姑娘正有换房的想法。于是乎，南京姑娘没住进来，长春姑娘倒是住进来了。后来的经历证明我这是“引狼入室”，直接导致我自己被迫搬走。一块水土养不同人。同是长春人，这个姑娘和前面一个吉林姑娘性格与习惯大相径庭。她的一些生活细节不是我这里讲述的重点，比如，进门拖鞋东丢一只西丢一只，横在大门口挡住路，别人进出门得踮起脚尖跳芭蕾舞似地小心避让她的鞋子；比如，隔三差五地在周末邀请几个人来加餐，加餐后和一个好辩的男生辩论，声音很高，听起来在吵架；比如，经常在半夜十二点左右和长春的父母大声视频聊天，而全然不顾是否干扰隔壁的人；比如，吃个晚饭可以和她介绍进来的青海男生边吃边聊个一两个小时，也不顾是否干扰别人；比如，吃饭时屁股坐一个椅子，脱掉鞋子光脚架一个椅子；比如她对房东家请的打扫卫生的阿姨如何傲慢等等，还有很多的比如，略去不谈。

记得她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约莫九点光景，外面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大家都没睡觉，上网的上网，看电视的看电视。吃过晚饭后我便关门在自己的房间里练笛子，没吹几声，她便敲门抗议。也记得我刚把六岁的女儿从中国接来后，由于孩子在飞机上受凉呕吐，加上刚到陌生的地方，既想妈妈也还没适应，几天不吃不喝在被子里闷头睡觉，偶尔在晚上十二点左右哭几声或者喊肚子饿，住在隔壁的长春姑娘便使劲敲墙，那种敲墙的节奏和声音透着不耐烦和敌意。

最不解的是几次从浴室门口路过，听见里面哗啦啦的水声，可是门是虚掩的，原来是她在里面洗澡，是忘记锁门，还是关上了门又自动开了，费解。这让男人如我者颇感不安全，万一哪天不小心风把门吹开了，我恰路过看到了，人家说你耍流氓揪你不放，那九口莫辩，颜面扫地。

这个人家有三个卧室供出租，三个房间在房子一头，他自己的房间在另外一头。长春姑娘住一间，我带孩子住一间；另外一个房间先住着一个青海小伙子，后来一个来自宿迁的小伙子住过几个星期，宿迁小伙子走后补充进来一个越南大男孩，所以这个房间的常住人口，都是这个长春姑娘介绍进来的。这个青海小伙子和长春姑娘搭伙吃饭，他负责做两人一日三餐的饭，而且每天不重复，会变着法子做各种面食。他走路和说话都慢条斯理，切个黄瓜可以切个十来分钟，打个鸡蛋可以搅拌个三五分钟，不急不躁，极有耐心。越南大男孩也是做菜高手，会做回锅肉，色香味俱全。而那个来自江苏宿迁的小伙子来惠灵顿之前读的大专就在我单位隔壁，一墙之隔。就是这个小伙子让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被栽赃的味道。大概在一个夜里一点左右，我在临睡前去厕所。这三个供出租的房间呈U型，我住的是顶头一间，长春姑娘住左边，宿迁和青海的住右边，从我的房间去厕所和厨房等都得路过另外两间。我一开门，看到右边的房间门是开着的，但是灯是关的，我当时纳闷：他们怎么睡觉不关门啊。可是等我回房间时，这个宿迁小伙子站在门口，在黑暗中突然质问我：你刚才为什么要开我们的门？我顿时懵了，脑子短路，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他在说我进他们的房门偷窃！一瞬间，我感到莫大的羞辱，热血直往头顶冲，脸上发烫，本能地对着他一顿咆哮，并把睡在另外一头的房东喊过来讨要个说法。这个U型的三个房间有四个离的很近的门，每个房间一扇门，正对顶头的房间的过道还有一扇门，如果其中一道门开关动作猛一些，往往会把另外一个房门带开来，学力学的也许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早在他们来之前，我就注意到武汉情侣开关门的时候经常会把过道的门带开。第二天，这个宿迁小伙子就对我眼神里闪着敌意。房东给每个房间都装了锁。

标题中的一个豆沙包引发的灾祸就发生在这个人家。我女儿喜欢吃包子，而且专门爱吃豆沙包。一个早上，我在烧豆沙包的时候离开厨房忘记关火，烧的时间太长，包子烧焦了，等我回到厨房一看，包子开始冒烟，第一反应是关火，端起冒烟的锅，随手放在厨房台面上。一场灾祸就此发生了！热锅把厨房台面上的一层皮烫焦了，先是起泡起鼓，泡一冷却便开裂。我全然想不到这个台面是木板外面铺上一层黑色的皮，在这个灾祸发生之前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一整块黑色大理石，大理石怎么会烫坏？灾祸就在大意之间发生了。房东发现后，告诉我这个台面换一个要1300纽币。一个只值半纽币的豆沙包，要赔他1300纽币的台面。这个包子比燕窝比上等鱼翅还金贵。在我从他家搬走后，这个房东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找我要钱，还有几次下午三点趁我孩子放学的时候，满校园地找我堵我，他知道三点我要去接孩子。我不相信换这个台面这么贵。在朋友的帮助下，请了一位做装修的颜师傅去他家估个价。这位颜师傅劝这个马来西亚人，在开裂的地方装个大理石吧，大理石不怕烫，方便别人，也方便你自己，但是这个马来西亚光棍很顽固地拒绝了。我最终还是支付了他1300纽币作为赔偿，作为成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除了这些不快外，这个人家随着住进来的人数的增加，厨房厕所的利用率也大了很多，洗澡做饭都需要排队了，已经不适合我住了。经人介绍住到不远处的另外一户，这是我的第三次搬家。房主是一对年轻夫妻。给我印象颇深的是男女主人都爱干净，爱吃现饭，男主人吃饭速度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一碗饭菜、一碗面，三下五除二就下肚了，仔细看不是吃下去，而是排山倒海似得吸进去的，站在旁边都能听到嗖嗖嗖的阵阵冷风声。在他家住了大概一个月就被赶走了，理由是他们父母要带孩子来，没有空房间。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认为我女儿吵、我来后他们家电费增加到一百多等等。其实，在他们下达驱逐令之前，我也在悄悄地找房子想搬走。他家的房子在一个山洼中，只有在正午晒上一两个小时太阳，所以衣服从来晒不干，又没有烘干机，所以只得穿着潮汐汐的衣服。那一个月里，很是怀念在南京衣服能晒到油炸虾皮一样干的日子，怀念晒干的衣服上的太阳香。从他家办退房手续的一幕犹记在心：一进门，他们两口子坐在桌子一边，示意我坐对面，桌子上摊着一个大挂历，摆着计算器和纸笔，女人已经在纸上写了一大串密密麻麻的计算数字，场面既领导找下属谈话，也像当年黄世仁收租钱。之所以摆出日历，是因为我嫌按周付房租麻烦，就按每个月四周付房租的。月有大月小月闰月之分，每个月不止四周，总会多出两三天。他们在日历上圈天数，把这多出的零头的天数也收费，房租收取单位精确到天。这让我这个受君子不言利的儒家教育的人很是接受不了，本能上对这种精于算计的做法很是反感。当然你可以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乡随俗，这没错，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些中国人的奸猾之处在于，在享受权利的时候他们按照西方的规矩来，在履行义务的时候呢则按中国的规矩来，怎么对自己有利就选择什么规矩。在收房租的时候，他们按照西方的规矩，精确到天，恨不得精确到小时甚至分秒；而在家具与空间的配置上，他们则不按合同来，打折扣。除了按日历数天数收房租外，他们还说我搞破了一个灯光。这个我有十足的把握非我所为。我是一个细心的人，在搬走之前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检查过没有损坏任何东西。我估计是他们在我走后，自己检查房间时弄坏的。见我不信，这家男人领我去房间看“作案现场”，特地指了指桌子上的玻璃残骸，这就更露马脚了，因为我走的时候把桌子擦的干干净净的，根本没有玻璃残骸。但是为了这区区七块钱，我不想争论，也不屑于争论。这个时候我用杨绛老人翻译的那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来自我阿Q。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有逃离的感觉，跨出他家的门，顿时感觉心情格外轻松舒畅，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又是在仓促中，租了第四个房子。这是在cuba附近的一个公寓，就在维大建筑学院对面。公寓旁边就是一个夜总会，从公寓进进出出都要从夜总会墙上的大幅广告牌前经过，广告牌上是一个穿着胸罩的女人的丰腴光屁股。我住的是一个两居室的房间，我带孩子住一个房间，一对五十几岁的广东台山夫妻住一间，一个公用厨卫和客厅。台山夫妻是二房东。男人是厨师，女人在服装厂做缝纫工。男人说话声音低沉浑浊，脸色苍白无血色，不秃顶但是常年戴顶帽子，一双小耳朵极不协调地挂贴在郭德纲式的肥脑袋上，笑的时候腮上的皮牵强地拉扯开来，看起来很阴森恐怖如来自阴曹地府，寒气逼人，笑比苦难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女人五短身材，没有脖子，走路时一双短腿迈着碎步，两个胳膊夸张地前后摆动着。女人的食量惊人。作为广东人，夫妻俩的共同爱好是在半夜十一二点起来冲一壶茶，咯嘣咯嘣地吃各种饼干，我想这是他们两人都长着粗而短且看不到脖子的原因之一吧。也经常在下半夜开着洗衣机洗衣服。女人说话中气走，声音粗沙而尖利。广东人熬夜的功夫一流，他们经常半夜起来大声说笑，毫不避讳别人是否已经睡觉。和我说普通话她听不懂，她说台山话和英语我听不懂，交流很吃力，累。从他们的谈话可以判断，这对男女识字不多，文化不高。在我走之前几周，他们开始在报纸上寻找新租客，看到这个几句话的租房广告写的语句不通。

据我观察，这对台山夫妻是老婆背后拿主意，决定权在女人手上，执行权在男人手里。他们夫妻俩像一出皮影戏，男人在台前，被躲在台后的女人用一根线牵制着控制着，听命于女人。由于这个房子是他们从公寓所有人租下来的，他们再转租一个房间给我，所以他们就充当二房东的角色，行使向我收押金、房租和电费的权力。我去看房的时候，他急于想我住进来替他分担房租和电费，很慷慨地说桌子椅子锅床冰柜等（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他的，而不是公寓配的）你要用就搬去用吧，房租你带个小孩子就付200吧（整个房租据说是440，我没有看租房合同，也没有询问这个公寓所有权公司，轻信人这是我的缺点），暑假你老婆来的话你们三个人就给220吧，电费不管你带孩子两个人还是三个人都给一半吧。可是等我交完两周房租的押金和预付两周房租后没几个小时，这个厨师男人就发短信来了，说“我老婆说了，要用台子桌子等每周再加20”，我一怒之下自己去二手店把桌子椅子锅碗瓢盆都置办齐全了，没有床架子，就买两个旧席梦思床垫直接铺到地毯上打地铺，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发扬到新西兰。他们则把多余的桌子椅子床架子床垫子等搬到客厅一角架起来了，堆积如山，摆出一幅堆起来也不给你用的架势。房租电费也变卦了，我带孩子付一半220，老婆来住了几个星期三人给240，电费则按人头算。

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我要比当初口头约定的时间早一周回国。这个台山厨师男用尾音拖的很长的台山话“唱”给我一个回答：你提前一周走，提前的一周房租要照付。换言之，人到了中国，还要付惠灵顿的房租。理由是你是这么写的嘛，台山话里这个嘛字是用上扬的长音唱出来的。所谓这么写的，是指我在付押金和预付房租的时候替他写的收据，上面有他的签名。从合同法的角度看，这不是租房合同，不具备约束力。但是这个厨师男坚持认为这是合同。算了吧，我再次想起来了杨绛的那句名言，不就是220块钱吗？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文革期间，钱钟书夫妇下放回到北京的家里，发现已经一对红卫兵青年“革命夫妻”已经鸠占鹊巢了。斯文如钱钟书杨绛几次与这对革命夫妻吵架，但是终究敌不过，最后搬到在北师大工作的女儿的宿舍里。我临走前的三四天，身上没有一分钱现金，卡里只有15块大洋，少于20块在ATM上是取不出来的。那个周六晚，我用商量的语气跟他说，能不能现在给我押金，因为我身上没钱了，明天是周日去早市买菜的钱都没有了，而ATM上少于20则不吐钱；再说，我还要用押金的钱买些奶粉和蜂蜜带回去，打包等需要一些时间。这个台山厨师男还是用尾音上扬的台山式长音唱着拒绝了，说交钥匙才能退押金，你明天可以去柜台取钱啊。当时这个尾音听起来非常刺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挑衅的滋味。我也拿他没办法，总不能跟他打架吧。第二天是周日，我拖着孩子满大街地找开门的银行，都失望而归，银行周日根本不开门。无奈，用卡里仅有的15块钱在超市刷卡给孩子买了点吃的做当天的午饭和晚饭。想到这里，写到这里，我对孩子感到无限愧疚！随后的三四天，我什么都不敢买，只用有限的钱给孩子买点酸奶或面包，卡里的数字从15块减少为10块、8块、5块。在临走前一天，这个数字变成了0.2纽币。这几天孩子说，“我饿了”，“我们穷的像讨饭的”。有时候，从SUSHI店门口经过，她会说“去买SUSHI?”。我当时连在CUBA街吹箫卖艺的心都有了。幸好第二天朋友就送我们去机场回国了。否则再晚走一天，我只能靠在街头吹箫卖艺了。

对于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对于这些人物，我不想说“沾人家便宜买棺材板”或“沾人家便宜抓药吃”等老话，还是用杨绛老人的那首诗自我安慰一下吧：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首诗的作者是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原文是：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大凡有空房子就出租，哪怕空一个房间哪怕一个月都租的人，可能都是穷鬼。这些人自己做着最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的活，收入低，生活在城市底层，钱来的不容易，房租是他们的一笔重要收入，所以对房租格外在意。我所认识的几位华人移民，他们或者在政府任职，或者在研究所搞科研，收入可观，待人友善有礼，他们房子很大，也有空房间，但是都没有出租。越是书读的多的人，隐私意识越强，他们一般不愿意和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人还是要读书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三代不念书不如猪。

新西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地居民友善憨厚。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住着一些丑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