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宝贵的东西---纽转乾坤831
南太井蛙
因为佔中的「雨伞行动」，想到要对香港瞭解更多一些，翻寻出三本八二、八三、八四年的《读者文摘》，巧的是三本内都各有一篇香港九七回归的文章。通过这些发黄扉页上的文字，回顾那时的香港人想些甚麽，说些甚麽，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三十二年前香港人已经预见到，香港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这些人不是预言家，他们只是凭自己在大陆的经历，以及对大陆的认识，去估计大陆收回香港后，会对香港做一些甚麽。
一九八二年《时代》周刊访问了住在大坑木屋区的退休货仓工人陈镇声，他和老伴住在沥青纸锌铁皮搭的破屋里，靠每月领取二百五十元津贴维持生计，盼望在死之前轮候到一间公屋栖身。他对九七后香港的经济并不关心，但他不喜欢香港九七易帜，他说﹕「大陆的生活是另一回事，你没有选择，在这里你可以自己作主。」
当时，像陈镇声这类来自大陆的逃港者，自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八二年，估计有二百万，佔五百三十万港人的近一半。这些人参与其中把香港建设成一个活泼、勤奋、追求财富而享有自由的城市。
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之中蕴含了这几百万港人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一种精神薪火承传至今，在看待与处理香港问题时，忽视这一基本现实，就会出问题。
八二年九月英相撒契尔夫人访问北京，与中方协商香港九七问题。
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向四十七名港澳红人透露中国的九七计划，「港人治港」一语首次出现，当时他己表明，治港的必须是「爱国」港人。
邓小平提出「特别行政区」方桉，香港有地方政府，政治、货币、护照以及国际经济关係和法律制度。除国防、外交之外，中央不干涉香港内政。
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协议草桉签署，香港九七回归已有了蓝图。
但是在香港人心目中，「港人治港」行得通吗？
香港观察社当时作过一项民意调查，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港人同意这样回归。
对于「不干涉内政」，一位立法局议员认为不可能，他表示「香港立法局能发挥这种能力而不受中国大陆的干涉吗？」
一位大律师也深表懐疑﹕「倘若香港施行的某些政策在中国大陆当局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到时难免会通过私人关係或官方指示来影响香港内政。」
香港总商会的麦里觉讲得更直接﹕「根本不可能不干涉。」
对于「言论自由和教育」，人们亦怀疑不可能存在言论自由，学校也不能获得以往的自由。
对于「法律制度不变」，法律界人士认为以英国不成文法为基础的香港法律，在港英关係截断之后，地方法官可能会受政治控制，等到人们不再受独立司法制度保障个人自由时，目前这里的公平法制就完了。
在一九八三年的民调中，百分之六十三点九的港人认为将来会较少自由。当时有一位中年的停车场管理员表示﹕「如果香港人治理香港，结果只会变成一个傀儡政府。」
三十多年前的香港人已经预见到会必然遇到更多改变，除了极少数人移民到外国，大部份香港人仍选择留下，因为离开意味着失去生活资料与生存空间，留下来可能并非自愿，但更多的人愿意生活在华人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抱有希望。
一九八三年，一位大学毕业任电脑推销员的香港人，说出了港人心声﹕「我的心情很矛盾，虽然我希望看到香港脱离英国统治，但我却不希望偷生于落后的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不过我会留在这里，因为我是中国人。」
三十多年过去，香港回归也十七年了，同当年一样，香港人还在争取，争取甚麽呢？我们回头从历史看，香港人当年的担忧是否已经成为事实？如果的确如此，那麽检讨与调整「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就有必要了。
早在一九八三年，居住香港已经二十一年的律师戴斯德就如是说﹕「我们在谈论前途时，事实上是谈论自由。很多人已开始认识，他们长久以来享受的自由，正是他们将来可能不得不放弃的东西。香港人犹如屋前有优美风景的住客-----以前对风景并不欣赏，直至有人动工兴建围牆把风景挡住时，才觉得它是多麽弥足珍贵。」
对于佔中的雨伞行动，你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但请不要使用谩骂和暴力，暴力制造的问题，要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大得多，暴力，它是无能者的最后手段。
那一张张风雨中无助的稚气面孔，充满渴望的眼神，他们正在阻止兴建围墙挡住风景，他们是在维护和争取正在不得不放弃的东西，也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这个自由，只不过是由香港人选出一个管理香港的香港人的自由，这个要求并不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