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诗，题为《相思》。很明显，这是一首借咏物而寄相思的诗。
如果我们将王维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古代，那么在现代，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有关以红豆为媒介而抒发情感的例证，比如王菲的《红豆》。 《红豆》是一首歌，歌词很长，其中有这样几句：“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也是借物咏人，而且十分凄楚。
一个古代，一个现代，一个王维，一个王菲，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双双将红豆这个物体与相思这个概念紧紧地拴在一起，给人的感觉，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旷古的，传统的，却也是现代的，流行的，无论是在女人的眼睛里，还是在男人的视野中。
那么红豆是什么，为何被用作情的信物？
通常所说的红豆，在分类学上归属于豆科的红豆属，乔木，因种子是红色，所以被称为“ 红豆木” ，也叫“ 相思木” 。至于为何将其与人的情感，尤其是最令人撕心裂肺的那一种情感连系起来，不知道别人，至少我是没有将其考证得十分清楚。不过有一个传说，有点像孟姜女哭长城。说是在古代，有一位女子，因丈夫从军死在边关，便哭于树下而死，其带血的泪珠化为红豆，由此得名。这算是神话，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
红豆是情，红豆是爱，红豆应该也是缘。
红豆是情。记得我中学毕业后，去重庆当了兵，我的朋友田晓光和许多同学都去了云南的生产建设兵团。那时候，同学们离别，心情沉重，并没有太多的语言。只知道我去的部队是在邱少云的家乡铜梁龙水的东山脚下种水稻，而他们则是在中缅边界的深山老林里割橡胶。不久，我收到田晓光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本精致的笔记簿，几粒鲜红的相思豆，和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短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王勃的这句诗，代表着朋友间最珍贵的友谊，更何况附以红豆。
以红豆表示朋友间的情谊，这也是古来有之的。王维的《相思》正是如此，是他送友人李龟年时所作，所以又名《江上赠李龟年》，全诗倾诉了他一腔的相思之情，由此可以读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还有，更早的西汉苏李诗中李陵的“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和苏武的“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都是著例，说的都是朋友之间真挚的友谊。
红豆也是爱，这是指情侣之间的爱。王菲的《红豆》是范例之一，于谁都不会质疑，只是歌词写的凄凄烈烈。刘晓庆曾主演过一部电影《北国红豆》，也是爱情故事。中国的北疆也有红豆，在大兴安岭，不过那与南国的红豆完全不同。东北的兴安红豆是杜鹃科植物，灌木，果实可食。但不管是哪里的红豆，都被人们用作爱情的信物。据说在台湾，相思豆和玉一样，是有灵性的开运吉祥神物。定情时，送一串许过愿的相思豆，会求得爱情顺利；结婚后，在夫妻枕下各放六颗许过愿的相思豆，可保夫妻百年好合。
一九八八年，我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期间曾访问过剑桥大学。看到剑河和剑桥，不能不让我想起徐志摩和陆小曼，想起他们的恋情，想起《再别康桥》。在我的心中，徐志摩不仅是新月诗派的脊梁，更是情感极为丰富，让我最为崇拜的一位现代诗人。那时候我也写诗，都是短诗，没有体，也不入流，只是自己写给自己。那天，坐在老橡树下，触景生情地写下了我的《红豆》：“ 谷雨时我们去踏青，把阳光抚摸过的红豆，撒入心田。 …… 。 ”
红豆或许也是缘。其实，情，爱，缘，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人很讲究缘字，动不动就说有缘，只要是见面一投机，一高兴，就说是有缘。天南海北地旅游去了，或出到那个国家定居去了，见面一说是老乡，就说是缘分。当然，如果一男一女不管是介绍的还是自选的，结婚那天自己不说，别人也会帮你说，这是缘分。这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偌大一块土地上，熙熙攘攘十几亿个人，怎遇不到别人偏遇到你？一定是有缘的。
缘这个字，或这个概念，原本应该是来自佛教。据说以前的京师僧人念佛号都是以豆计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那个早晨，僧侣们将豆煮熟后撒点盐，邀请路过的人吃，用以结缘，并称其为结缘豆。早期我在国内疏于与佛界联系，在国外的这二十余年更是远离于佛门，所以对此并不十分了解。相比国内的朋友，但凡近佛的，应该都知道这些。刘玉书的《常谈》卷一中亦有这样一段描述: “ 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云集，寺僧之青头白面而年少者着鲜衣华履，托朱漆盘，储五色香花豆，蹀于妇女襟袖之间以献之，名曰结缘，妇女亦多嬉取者。 ” 由此可见，豆这个东西，的确与缘分有关，红豆应该更是如此。
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红豆了，因想念红豆，故书此文以承载我的心绪。
2014 年 6 月于基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