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在南岸区弹子石一免费移动公厕,唐继全(右)和队友们一起挑粪装车。
7月3日凌晨2:40,淅淅沥沥的小雨笼罩着山城,多数市民已进入梦乡酣睡。南岸区市政园林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唐继全却走出家门,步行来到南坪辅仁路附近的321车站搭公交车,赶到单位时是凌晨3:30。
与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不同,唐继全干的是环卫工中最脏最臭的工种——掏粪工。因为担心粪便气味影响市民,他每天凌晨3点不到起床,4点不到上班。这样的工作节奏,已持续了30多年。
不到20岁当上重庆首批掏粪工
1977年9月,18岁的唐继全到南岸区清扫队工作。他怎么也想不到,刚加入清扫队不久的自己,会被分到新成立的粪便设施清掏小组,成为重庆市首批粪便清掏工。
那时,南岸区有77座公厕,全部是旱厕。由于没有冲洗设备,所有的粪便都靠人力转运,每天掏粪工们要清掏粪便上百吨。粪便清运时,工人们还必须下到化粪池中,将粪便从梭槽中清掏出来才能运走。因为清掏任务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岸区粪便设施清掏小组一度有队员20多人。
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整天与粪便“打交道”,唐继全刚开始时很难接受,家人也强烈反对:“掏粪又脏又臭,随便怎么洗,都洗不脱粪便味,还不如扫大街呢!”
但唐继全认为,既然组织上给了任务,自己就应该服从,在工作中调整,“掏粪工也是一种工作,当城市美容师不丢人!”
为取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唐继全一次又一次地游说他们:“我不干他不干,今后大家还用不用厕所?”
最终,唐继全终于说服了家人,但他仍然在工作中遭遇到不少白眼——
“我们最怕坐公交车下班。”唐继全说,掏粪工衣服上沾着粪便和臭气,经常让乘客们掩面捂鼻。有时乘客抱怨声大了,他干脆提前下车,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几站路回家。
对此,唐继全感叹:“掏粪工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能尊重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正大光明的穿着工作服,坐在街边吃豆花饭!”
公开自己的电话,疏通有求必应
掏粪工与粪便打交道,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唐继全说,几年前,他和工友在疏通弹子石谦泰巷一座公厕时,眼看池底还剩一点污物了,工友弯腰那一刹那突然晕倒,“幸亏我眼疾手快,马上把他扶了起来。他要是再多吸几口沼气,肯定没命了。”
为方便群众,唐继全制作了印有自己名字、联系电话的名片,哪里的公厕堵塞了,化粪池需要清掏了,只要一个电话,他就赶去处理,从不收一分钱。因为名片已经发出去很多,他的手机号码从来不敢更换。
1996年入党后,唐继全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2010年除夕,唐继全和家人正准备吃团年饭,突然有电话打进来说,上新街农业银行化粪池堵塞,急需疏通。
唐继全闻讯立马放下碗筷,赶赴现场。由于所有疏通工具都没起到效果,唐继全二话不说脱掉衣裤,跳进冰凉的粪水中,用手一把一把往外掏堵塞物……
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和群众被他的举动惊呆了,许久说不出话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战,化粪池终于疏通了,唐继全却早已冻得浑身冰冷,嘴唇发乌。那个春节,他是在感冒、高烧中度过的……
唐继全告诉记者,直到现在,他妻子对他那次的病因一无所知。“不要让家人担忧。”唐继全告诫队友,“工作上的事,能不讲就不讲。”
对老婆最歉疚,希望找个接班人
近年来,随着旱厕淡出市民的视线,主城不少公厕具备了自动降解功能。重庆的粪便清掏告别了以前的纯人工清掏,取而代之的是半自动清掏和机械作业,唐继全的工作时间也从原来的10多个小时减少到8、9个小时。
不过7月2日上午,记者跟随唐继全来到弹子石环道附近的一座移动厕所时,发现这份工作仍然不轻松——
56岁的唐继全挑着满满一担粪,踏上转运粪车晃晃悠悠的木板。为清掏这座厕所,他来回走了三趟,每一趟都担有近百斤重的粪便。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南岸区有近30座移动公厕,按每座三趟计算,仅全部清掏一遍,唐继全和他的三名队友就要担8000多斤粪便。
唐继全工作后一直和厕所打交道。时代变了,市民要求高了,主城厕所更新换代,掏粪工具随之升级,但移动公厕仍需要人工收集,人工挑粪上车;化粪池虽然能自解,仍需定期清掏;楼式垃圾站逐步被改造为压缩式垃圾站,压缩后的垃圾剩滤液恶臭难闻,也需要清掏工处理。唐继全说,工作累、工作苦,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我没有把这份工作做好,就是脏了南岸、脏了城市的‘班子’,我要掏粪掏到60岁退休!”
与粪便打了30多年交道的唐继全至今有两个心结。一是家里大小事全靠老婆扛,自己没时间陪她。“她不仅任劳任怨,还经常到街上来陪我。”说起自己的爱人,唐继全的表情既甜蜜又歉疚。
唐继全也有烦心事。南岸区粪便设施清掏小组现今只有4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种工作,要是我们都退休了,谁来接班?”唐继全说,他真心盼望找到几个接班人,把疏通公厕的事继续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