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的“习式治疆”、“习式反恐”的思路都已成形，一方面要与“三股势力”硬碰硬，决不姑息；另一方面要重新收拾人心，决不放手。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中国式“秩序主义”立场。

现实是，今日中国已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反恐战的第一线，5.22乌市暴恐案之后，外媒普遍用“反恐战争”的模式评判中国的形势。但困难显而易见，发生在中国的恐袭和中国政府的国内反恐，与发生在中东的恐袭和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两者很难相提并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中国断不会使用“恐怖主义”的概念，中国政府更不会以“反恐”的名义、按“反恐”的模式平乱。

中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西域与中土、边乱与治疆，已有上千年的时间，无数的故事和经验，如何能够套在“反恐战争”这个外来的、新生事物的框架之内？

中国自己觉得不适用，西方也认为不适用。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城市的每一次暴恐袭击案，无一例外都紧跟着一场与西方的争论，焦点就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只要西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恐怖袭击”定性，中国就指责西方“双重标准”。

对西方来说，不用你指责，当然是双重标准，因为“恐怖主义”这一概念被制造出来，原本就为了服务于西方自身的政治目的，并未打算让对手使用。

再者说，针对美国和西方十年反恐“越反越恐”的困境，中国一直也持批评立场，认为这个模式没有出路。但是现在中国也站到了反恐前线上，这盘棋以中国为主角来下，还要沿用西方的老套路吗？

使用统一用语与国际接轨，协调各国立场，这很必要，但仍然需要依托自身的观念体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继续沿着西方的路子往下走，还是重整旗鼓，走出自己的秩序之路、安全之路、稳步发展之路，正是做出抉择的时候。

回归中华文明的立场

西方推出“恐怖主义”这个概念，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考虑，从二战后的英国，到9.11后的美国，也能串起一条连贯的历史脉络。也许正是由于语焉不详、带有主观性，才正好方便使用者随意定义，几十年用下来，却也已约定俗成。这是西方战略界“黑箱”中的事，暂且不管了。

如果让中国重头开始面对这个事，依中国的习惯，必定会从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用更好的概念和定义来把握。

历史和国情最大的特点，正如学界中很多人承认的，中国虽然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本质上仍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总体上看，中华之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一个汇聚和杂糅了各种文明的“文明共同体”，所以，中国可称为是“文明型国家”。

按照汤因比的“文化类型”史观，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二十几个可以分辨的“具有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演变到今天，还剩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这五大社会。而作为远东社会核心的中华文明，不仅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遥遥领先，而且在后期的五大社会的竞争中也保持了不败，成为了唯一从发祥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千年不败，绵延不绝，持续发展？原因众多，但一定有这样一点：这一文明中包含有某种克服野蛮、压制野蛮、融化野蛮、改造野蛮的强大能力。恰如孟子所言，“吾闻有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也”，数千年来一直如此。

文明是在与野蛮的搏斗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上，无数原本大有希望的文明最终都败于野蛮，或者是在异族的入侵和占领之下被野蛮化，或者是本身逐渐腐朽堕落自我野蛮化。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与其他文明一样，也充满了被野蛮化和自我野蛮化的历史时期，但最终不是同化了外来征服者，就是实现了文化的自我涅盘，最终都以文明的胜利和野蛮的退却而告终。这是中华文明最令人惊异的特质，也是这一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的最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一个至高的、永恒的“总任务”，那就是反野蛮化，反野蛮主义。这个任务属于整个中华文明，所以涉及到了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反野蛮主义”适合中国国情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统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代表了文明的主流，所以，任何形式的分裂和分离运动都是其反面，也就是野蛮主义；因此，反分裂、维护统一正是反野蛮的内容之一。

从社会层面上看，社会的安定和谐，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也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暴力活动和极端主义运动都是其反面，属于野蛮主义。因此，反暴力袭击、反暴力抗法、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反野蛮，中国目前实施的反恐、打击三股势力、预防群体性事件等等行动，正是“反野蛮主义”内在的应有之义。

在政府方面，中华一向具有德政和仁政的政治传统。尊重威权、注重礼仪、遵守纪律等特质，也都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不顾礼仪和纪律、只讲“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乱政行为，如港台等地立法机构内动辄上演的全武行，肆意辱骂和无理取闹，也代表了文明的反面，属于典型的野蛮主义，当然也在“反野”的范围之内。

在民间方面，各种形式的反社会、反秩序、反文明、反道德行为，也都不能得到虚伪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名义的辩护，也应该处在“反野蛮主义”的约束之内。以“反野”统合“反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新加坡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比较成功的“威权”体制。在西方政治的语境中，威权带有“不民主”的含义，但在中华政治的语境中，威权恰恰也体现了“不野蛮”、“拒绝野蛮”和“反野蛮”。
当然，无论何种政府，也并不天然就代表了文明，天然就具有了“反野”的权力。政府的滥权、官员的贪腐，也是文明的反面。正如美国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本身也蜕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份子，中国政府也并非没有落入“国家野蛮主义”陷阱的可能。“反野蛮主义”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总任务，政府也属于被“反野”所约束的对象。这是“反野”大业所需要解决的制度建设内容之一。

总之，以“文明型国家”的身份提出“反野蛮主义”，既合情合理，又名正言顺。一方面避免西式反恐对于中华政治的不适用、“不合脚”，避免重蹈西方越反越恐的老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反野蛮主义”应对“大中华”特殊的安全环境，在继承中华政治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促进其现代化转型。此时首倡这个概念，正逢其时。

2014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