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错了，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广州弃婴家长被刑拘事件追踪
新华网广州３月２日电（记者陈寂）２８岁的阿玲，一个星期前正与家人一起满心欢喜地等待腹中的孩子降生。如今，因将患病的新生儿丢在广州婴儿安全岛外，阿玲的丈夫涉嫌遗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成为广州市设立“安全岛”以来因“恶意弃婴”被刑拘的第一人。
这对年轻的父母为何作出弃婴决定？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惩罚？３月１日，阿玲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做错了，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介绍，２月２３日中午，有一男一女两人将一只红色环保袋遗弃在该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并迅速乘坐出租车离开现场。值班保安发现袋中有一名女婴，经１２０抢救后证实，女婴在被抛弃前已经死亡。
警方通报称，接到这起恶意弃婴事件的报警后，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初步查明案发经过，并于２４日下午５时许，在广州市白云区某医院产科病房查获３３岁的嫌疑人陈某，即死亡女婴的父亲。
阿玲回忆，２月２２日晚上１０时，她在医院里顺产生下一个体重３．２６公斤的女婴。女孩出生之后，出现气促、皮肤发紫的状况，随即被转入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躺在病床上的阿玲，揪心地听到丈夫陆续捎来的消息，都是关于女儿身上的各种症状。“从出生起就不断有新的问题传过来。”阿玲说。
孩子的医院病历显示，气管、食管明显畸形，气管插管困难，腭裂，心肌损害，头颅血肿，患有新生儿肺炎。
“当时，新生儿科的医生说，外科手术分得比较细，他们医院没有办法做。”阿玲说。凌晨时分，阿玲又自己到新生儿科问了孩子的情况。
“医生说，已经叫了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参加了会诊，也在孩子的喉咙里放了支架，但会诊的医生也认为孩子很难救活。”她说。
记录于２月２３日９时２９分的医生和患者家长谈话内容摘要显示：“患儿气管插管困难，不排除严重复杂先天畸形存在，病情危重，与患儿家长详细解释病情，家长表示知情理解，要求放弃治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患儿家长承担，予即刻签字办理出院。”
阿玲回忆起作出放弃治疗女儿的决定，“一下子就懵了”，她说：“孩子食管和气管连在一起，手术连专科医院都说做不了。当时根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果说给我们４８个小时考虑，或者有另外的路可以走，就不会作这个决定。”
在当天１１时为孩子办理完出院手续之后，阿玲丈夫与她母亲一起搭乘出租车，将女婴遗弃于广州婴儿安全岛。阿玲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是在医院时知道有安全岛的，还知道那里有呼吸机，因为知道女儿出院后慢慢就会停止呼吸，所以丈夫就往安全岛送。
“我现在觉得我们做错了，但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阿玲气息虚弱地说。
生命至上和打击弃婴并行不悖
２月２７日上午，在收到警方对丈夫的拘留通知书后，阿玲找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到天河区龙洞派出所录口供，希望替丈夫分担罪责。
陪同的律师任雅煊告诉记者，目前警方未将阿玲作为犯罪嫌疑人，也无法确定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会怎么认定。如果会列为嫌疑人的话，阿玲也应该去承担这个事情，她的这个行为也算是自首。
“我们把孩子抱过去的时候，孩子还是有呼吸的。孩子是我身上的肉，我以前流产过，孩子出生我们多高兴啊。看到现在社会的谴责我很难过。”阿玲说。
设立安全岛一月间，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受到巨大的承接压力与情感冲击。在发生了这起“恶意弃婴”事件之后，福利院院长徐久告诉记者，福利院将对涉嫌恶意遗弃婴儿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涉嫌有组织遗弃婴儿的行为及时报警，并积极提供监控视频及其他相关线索配合警方依法严厉查处。
据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鲁英介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的内容，《婚姻法》第２１条也明确“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刑法》２６１条指出，对“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设立安全岛，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说。
先救孩子！
据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广州办公室介绍，他们在救助重病患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家庭承担不了医疗费用，也有一些家长嫌弃患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另外，一些病种在我们的风俗中是被看不起的，这会促使家长在压力下萌生弃婴的念头。
２０１０年，一个出生才两天、患有肛门闭锁的女婴被抛弃在广州一家医院，父亲当日在论坛发帖求助，称“自己不配做父亲”。广州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向社会筹款，为孩子完成了紧急手术，安装了造瘘袋。社工罗典辗转联系到了孩子父亲，了解到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要求他放弃孩子，他不忍，就把她放在了医院。
“患有重大疾病孩子的家长很多都想放弃治疗，我们一方面努力为他们筹款，另一方面尽量保持联系，其实也是监督他们不放弃孩子。”罗典说，“很多脑瘫孩子家庭受到的折磨时间漫长，家长的心路历程是很艰难的。”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创始人张雯表示，民间的救助资源也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很多时候，问题出在救助的资源整合和信息沟通上。民政部门也愿意和民间救助力量合作，让这些家庭知道：先救孩子，然后有人愿意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