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这一辈子都不会开口提及六四的一切了!但是,心中多少有些不甘!因为那一年,那段日子,前前后后,共四十五天,我是全台湾唯一一位女记者,从头至尾留在现场采访报导整个事件的新闻媒体人!
我因此,与我另三位同事回台后,不但在报社得到王惕吾老板特发的五两金子二十万奖金,同时晋升了一级级别(在有体制的报社里,这一项最难得);在台湾社会上,也因为这么多天的连续报导成绩,更得到新闻局颁与的媒体最高奖励:金鼎奖的殊荣!
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在任何公开团体中述说过当年六四的一切------可是,这也不代表着我不去想这件事,不去反省不去理性分析- ----我一直在做这项艰难的工作;同时发现,许多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原由;却二十多年来,一般人的认知仍停留在最早的一层批判面上,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最早幕后的黑手,似乎仍在做着某种程度的操控!
我十分忧心!!
这两天,中华电视网新闻组组长郑经纬找我要做一段个人采访,他提及当年他误失掉六四的媒体采访工作,因为中视单位觉得太危险而撤退所有记者----挺遗憾的事!我想着,或许真的遗憾,但是即使身历其境者,又会有多少人真懂了其中的真页?
那年回台后,王惕老亲手写了张纸条给我:历史见证人!----惕老啊,见证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回事,感悟到事件的内幕,影响与真象,才是媒体人真正要做的职责,才是最难的一关!!
我敞开心,与诸君谈一谈我对六四的接触与感悟.
事实上,当年,我是被台湾联合报借调到甫成立的关系企业:联合晚报,去主持整个报纸的文化版(成绩不错,甚是叫好).后来,台湾当时最有名的艺术廊坊:寒舍,预备拨出三百万台币,买好最适用的美术用品,捐赠给大陆内蒙古的孩童----因为那里的孩子,屡屡获得国际版画金奖,其中有得奖者才年仅四岁.寒舍方面认为,这是国宝人材,千万莫要埋没了,又得知孩子们太欠缺作画工具,才作此发愿(他们不敢直接捐款,怕到不了孩子们身上),而邀请我做为捐赠团的随行记者.
我是1989年五月初赴大陆,五月初大陆还有几项重要的国际活动:世界银行会议就在北京举行.台湾是由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婉容领军前往.会议快结束时,学生示威活动开始形成.而偏偏这时候,共产集团的老大哥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访问中国.学生的示威静坐就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心地标:天安门广场!这是直接朝中国政府的颜面上狠狠拍了一巴掌!
中国人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好面子.为了面子,宁损失里子实利也在所不惜.所以心结结下,甚至他无心去理会之所以造成这件事的高层贪腐事件,太子党群的腐化夺权问题!
许多跑经济的记者在采访完世银大会后纷纷回国整理稿件,所留北京人数太少,报社发了令要我支援这新产生的情况,所以我留了下来,投身这一场洪流而作了见证.(当时还有南部采访妈祖彰洲巡礼的记者也北上来支援了).
那时候,我的任务分派是:主跑五所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与政法大学.柴玲封从德李聿....等等,都成了一个阵线上的好朋友.
我是先穿着高跟鞋跑,后来换球鞋,球鞋穿磨了,北京买了黑布鞋跑;我混在各大学的餐厅吃饭,第一次发现大孩子们的饭量,台湾大学生们远远不及:偌大一个大汤碗,盛着满满突尖的饭,上面还浇着满满的菜,有鸡丁炒玉米,吓着我了----跟我猜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段日子,心思单纯:北京政府成了绝对敌对面!所有报导的主题思想也是如此统一着.那时候,整个心与北京城全都是沸腾着的.我也做了许多现在想来十分幼稚的傻事,譬如说:在北大为柴玲他们的广播社做广播演讲,被他们请到许多地方亮身份为民众演讲....我自己好像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我从不耽心带的东西文件录音机等遗失或被扒,北京老百姓告诉我:[这段时间,北京小偷歇业!大家全力民运!]
我也成天混迹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援者,也访问学生的父母,及一些不透露姓名的官员.
可是,我最想找到的,是整个学运的领头羊:方励之教授!却多日下来一直没有他的踪影.最后,听说他逃到日本大使馆去躲起来了.我们团队明显地泄了气.不是因少了最佳题材报导学运根始缘由,而是沮丧.学生因为他的呼吁而站出来,老师,尤其是发起学运的老师,更该以负责的态度站在学生队伍最前线,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即使牺牲,更能使生命价值发光发亮,不该在这种时刻缺席!!(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