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渝电子曾是重庆一家汽车配件商。和一般企业不同,这家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并不是单纯地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而是整体上由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换。
    困境:市场洞开,强敌杀入
    在2004年前,由国企改制而来的深渝电子,还享受着政府优待——它被指定为长安和庆铃的汽车音响独家配套商。背靠大树,衣食无忧。
    此后,铃木和福特先后落户重庆,带来一大批配套企业。这些企业掌握的国际一流汽车电子技术,至少比深渝领先了20年。
    重庆汽配市场洞开,给深渝这样的本土企业带来的,不是商机,而是危机:因为技术相对落后,深渝既有的客户可能流失,妄谈在增量市场分一杯羹。
    如此一来,深渝被迫思变。
    从2005年开始,深渝电子连续三年赴底特律寻找合作伙伴,试图引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结果却屡屡让人失望。对于电器技术,美国从来都是“守身如玉”。手捏长安、庆铃订单,深渝“以市场换技术”的计划落了空。
    深渝又从底特律挖来三名高工,很快研发出与福特、通用技术相当的“车身控制模块”,价格比国外便宜了2/3。
    但深渝的计划再度落空。铃木和福特根本不相信一家中国企业能在关键电器技术上有何突破。同时,他们认为,即便是使用了深渝的产品,可能还要承担因产品质量不稳定给整车带来的风险。他们拒绝其产品,导致深渝先前耗资500万元的生产线,几乎成了摆设。
    干或许有机会,不干则全盘皆输
    几年前,国家宣布北斗通讯卫星向民用市场开放。中国北斗导航叫板美国GPS,让深渝嗅到了商机。汽车音响和导航,属于汽车电器同一个中控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功能升级版。
    没有技术和渠道,深渝只能借“楼梯”。一家在北斗导航领域耕耘了数年的企业,落入深渝法眼。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很苛刻:控股,收购额小于2000万元。
    深渝资产早已过亿元,现在要拿一小部分资产出来成立合资公司,且不控股,这种与他人做嫁衣生意,岂不是“丧权辱国”?
    深渝董事长尹德馨为此纠结了好一阵。
    深渝仍有8%的利润率,比一般汽配企业的日子好过得多。尹德馨最终作出了让人手心冒汗的选择——干。
    她的理由很简单:抱残守缺迟早会全盘皆输,合资上马新的产品,或许还有机会。
    制造企业变服务企业
    深渝导航器尚在襁褓中,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按照协议,深渝划出去的资产,主要是生产汽车音响的生产线。生产线经过技改,将生产出中国版的GPS。剩余资产,主要是目前没有发挥效益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这意味着,深渝的精干力量被抽空。
    是眼巴巴地指望目前还未规模上市的导航器赚钱,还是盘活存量资产,“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
    尹德馨选择了后者。她要建设一个“北斗产业园”,围绕北斗卫星通讯,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北斗产业园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有2000名话务员的呼叫中心。整个西南地区的北斗导航用户,将通过这个呼叫中心,获得包括定位、消费引导、制定最佳行车路线等全部的导航服务。
    此外,产业园还将建两个数据库。一个为定位手表服务,老人和儿童在配套了这种手表后,家人可通过数据库获得其准确地点,以避免走失。另一个为工程服务,高楼是不是有倾斜,滑坡地带是否有最新变化,都可以从这个数据库中找到依据。
    按照规划,5年内,深渝北斗产业园产值将达到20亿元。这几乎是深渝历史最高峰的20倍。
    “到时候,深渝的主要业务是服务而不是生产,员工主要是办公室白领而不再是蓝领工人,深渝电子也将由一家制造企业变身为一家服务型企业,我们的劳动工具将由扳手榔头变成纸和笔。”尹德馨这样展望。
    点评
    深渝电子经验不具有普适性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鸣剑认为,服务业的附加值比制造业要高得多,欧美国家富裕,主要原因就在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他们主要从事服务业,把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相当于以较低的环境和生态成本,摘取了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美债危机加上欧债危机后,欧美都在制定产业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只不过他们的制造业,大多是科技型的。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远在欧美之后,同时我们以工业化增加就业岗位,以此来推动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这种时候,我们不可能单方面强调服务业,而是要在大力培育制造业的同时,适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将来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了,经济重心自然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从这个角度讲,深渝电子的转型升级经验,并不具有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