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苗卫芳成了“新闻人物”。
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致老父气极服毒 记者对话“种地研究生”苗卫芳
近日，网上出现的《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气绝服毒》视频，让河北保定阜平柳树沟村41岁的苗卫芳成为“新闻人物”。这位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曾因考研成功而成为整个村子的骄傲，后却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无奈回家务农。苗卫芳回乡后，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苗卫芳因此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众多网站论坛纷纷转发，很多网友在评论中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
昨日，记者对话苗卫芳，解读为何“知识难改变命运”。
要的不是“铁饭碗”
而是“环境适合”
记者：有报道称，您回到家乡之后，便开始频繁地换工作，一直对工作不满意，打算寻找一个“铁饭碗”，是这样么？您认为什么样的工作才是“铁饭碗”？
苗卫芳：我需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找一个什么“铁饭碗”，我的想法也并没有那么守旧。我想找的是一个有正儿八经工作环境的工作。因为我是写书的，而且还有许多课题要做，如果找一个在工地上工作的话，就不适合。我要的工作环境是，能够工作，又能够做自己的事。要说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
比如说，这样的要求在文联、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等都是允许并且鼓励的，但是这些工作恰恰都是“公务员”，经常被称为“铁饭碗”。
我不是要什么“铁饭碗”的，只是想要一个有适合环境的工作。
记者：您有没有曾经尝试过考一下公务员，找这样一个“适合环境”的工作呢？
苗卫芳：我也尝试过，但是年龄不允许，基本上报名都会因为“条件不符合要求”而被拒绝。大龄研究生是一个群体，以我研究生同学的情况来看，30岁以上的同学能够占到四分之一左右。在研三的时候，我曾经和同学一起报名公务员考试，他也是一个大龄研究生，每次他被拒绝了之后，便告诉我，肯定你也报不上了。
现在许多单位找我
但是我都拒绝了
记者：您现在已经是知名度很高了，这样的曝光是否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呢？是否比之前有了改善？
苗卫芳：现在有许多单位找我去工作，我都拒绝了。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向社会“讨”要这么一个工作。我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考试，以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工作。
我们县里针对现在和过去的代课老师，组织了一场考试，通过考试，这些老师可以正式成为一名在编的老师。我现在就是在准备这个考试，考期很快要到了，所以现在也都在积极准备这些。
之前是不能考的，报不上名的，这是今年县里新出的一个政策，要解决代课老师的遗留问题，所以，这次才报上名。
记者：您这是从家里搬到了学校来好好复习，家里是否给了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苗卫芳：我这算是逃出来的吧。我对这里还是熟悉的，母校对我还是宽容的，在这儿可能没事。
以前我在家本身是个压力，不让我在家待着。现在父亲自杀都成新闻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骂，说“家丑不外扬”，但是却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个主要责任还是在我，其他的责任都是比较小的。他们已经做得很好的，如果能够让父母都觉得回家种地没什么，估计当时父亲也就不会有那个（自杀）的念头了。
父母周围的压力很大，比我就业的压力都大。因为父亲在我读研的时候说过，这次肯定没问题了，怎么着也应该有个好工作了。但实际上，却是如此荒唐地回去。一切期望都被打破了，脸面也被击了个粉碎。
说我嘀嘀咕咕有病
我那是在读英语
记者：有评论称，北大的才子可以去卖猪肉，那研究生为什么就不能去种地呢？您是怎样看待研究生种地的问题的？
北大才子就不该卖猪肉
苗卫芳：北大的才子，如果真的是才子的话，他就不应该卖猪肉。他卖猪肉还不如直接操刀去做，我认为这就不是他应该去干的事儿。猪肉就应该由屠夫去卖，如果北大才子当初学的是屠宰或者农牧专业，去卖猪肉无可厚非，如果学的是法律、历史、中文专业的，他就不应该干这个。他又不是内行，而且干起来肯定不如屠夫了。
研究生种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学这方面专业的话，就不应该去种地。
记者：有村子里的村民说你就连种地都种不好，是这样么？
苗卫芳：我种地，肯定没有专业农民种得好，种好了才怪嘞！村里有人在污蔑我，因为曾经在村里，我不屑于那些人，人家不屑于我。他们用“嘴”打击我、鄙视我。村里人肯定对我是不屑一顾的，是对立的。我路上见到他们也不打招呼，背地里坏话肯定就多了。
他们向媒体说我有神经病，说我总是自言自语，嘀嘀咕咕的，实际上，我那是在读英语，我读英语怎么了？他们听不懂，就说我有神经病。这也很正常。但是，在城市里就没这个事，环境还是不同的。
记者：您现在家里情况如何？父母的情绪还都稳定么？
苗卫芳：那当然，现在多个方面在做工作，政府层的领导都会去的，也会有一些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这个事情一出，十里八乡都知道了，都知道谁谁谁家里出了个研究生，结果毕业回家种地去了，最后把老子气得自杀了。
当地领导都会劝一下家里的父母，然后再给家里一些帮助。虽然说，我在村里是毫无地位的，但是我在县里的知名度相当大，受好多人重视的。村里的人见到我，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算是看，也是嘲笑我，暗地里嘀咕我。
但是，当地的领导对我还是很重视的，见了我之后也会询问我的就业问题，想办法、出主意。要不是有着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帮助我，让我能够支撑下来，否则我一定自杀的，我不会自杀吗？该自杀的是我。
自杀本身具有偶然性
记者：有人认为，您气得父亲自杀是一种不孝的行为，您怎样看？
苗卫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有着偶然性，自杀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因为他说过自杀，但是谁又能把这话当得特别真呢？这个事情发生是相当意外的，之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也有很多，“我自杀得了，还真不如死了呢”，但是，真正自杀的又有几个。
梦想不能丢，但肯定要更加务实一些
记者：您这次从父亲自杀的家里出来到外面时，有没有和父亲再说过什么话？
苗卫芳：我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让你体面的工作，农忙时我还回来帮你种地；如果找不到，就不种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连业余农民也当不成了，除了时间不允许，家人也不认可。现在，我宁可在外面自己漂着。
记者：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发生在您身上的这些事情，又如何评价？
苗卫芳：事情本身，是个悲剧，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个人命运、个人性格和社会三种因素造成了这个“悲剧”，那个因素占得更主要很难说，这是社会悲剧的大背景下，发生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
我个人的性格肯定是因素之一，因为更多的人没回去，或者回去了父亲也没有自杀呀。但是，回去的话，自杀的可能还真有。因为抱着有环境可以写书的想法，我才敢回去的，有这个底气回去的。我和家里说了，他们也理解不了，他只说我是个种地的，可我是有更高追求的种地的呢！对家庭，我还是有些愧疚的，虽然说自己还能够支撑下来，但自己仍然一个人在外漂泊着，本身就是个悲剧呀，对自己，对家庭，对父母，都没有做到兼顾。
以后有规划的话，梦想不能丢，但是肯定要更加务实一些，在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文/图 本报记者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