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薄熙来的被“双开”并被“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国政坛上又一场重大的政治角力宣告结束。

表面上看，薄案与既往的“二陈”案有类似之处，都是地方侯王，都忤逆中央，最后被中央以类似的贪腐罪名扳倒。但如果就此认为薄熙来与陈希同、陈良宇是同类，惺惺相惜，显然把问题看简单了。设想一下假如“二陈”落在了薄的手里，可以肯定，薄的出手只会更重，“二陈”的下场只会更惨。

事实上，薄不仅与“二陈”完全不同，他与绝大多数在位的中共官员也都相异。其不同之处，并不只在于他的个人魅力或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更在于那个由他所代表、被他所实践、与他无法切割、完全就附在他个人身上的一整套的政治操作模式。

模式不是路线，也不是政策，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包含了多种要素、各要素之间互相支撑、能够自成一体运作并形成一种独特局面的政治操作。

一向独断专行、唯我独尊，但又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一向标新立异、天马行空，但又能逢迎民意、与时俱进；反对他的人，明知道他是在投机，却找不到合适的罪名打击他；追随他的人，明知道他玩弄权术，却又只能和他一起装模作样。薄的这一套，靠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员能力和水平，也不仅仅是出身和背景，归根结底就是这种政治模式

说来说去，“薄熙来模式”之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如此为中央所不容，必欲下重手消灭之？对这个模式所创造的一系列成就又如何评价？在这个模式与其他模式之间的比较中，为什么宁肯选择平庸的后者也决不认同前者，即使前者一度受到热捧？

现在看来，与薄熙来个人的人事案同时，还引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公案。而这个理论公案，并不会就此告一段落。

中国官方的光明网9月29日发表的“光明网评论员”文章《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破题的意思了。文章认为“薄熙来模式”的要害在于“把政治人格化”，文章说，“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

相对于其他同类文章，这个论点很有点理论深度了，沿着“政治人格化”以及“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这个方向探讨下去，关于中国政治，包括东方政治文化的很多深层问题都可以揭示出来。

为什么人格化政治更有生命力？

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人格化政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在中国政坛上此起彼伏，继毛泽东的登峰造极之后，仍有薄熙来这样的后辈继承者，而且常常会轻易压倒制度化政治建设的艰难努力。

首先是人性方面。若将政治理解为一种关于权力的人类行为，那么，出于人性，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政治动物”。权力最大化，也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正如“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被认为天经地义一样，一个从政者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也不能认为就不合情合理。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将“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定为“万物莫如”的人生“四美”，不过是对人性的一种揭示，并没有错。

这样看来，与制度化政治相比，人格化政治显然更合乎人性，也更引人追求，因为前者受到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约束，而后者才是权力最大化之境界。正如经济学不能将“利他”行为作为一般性假设一样，人们也很难将“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过高的标准作为理解政治人物行为的基本假设。

这就意味着，一般来讲，只要有条件，有可能，任何一个从政者都会有将政治人格化的冲动。而薄熙来显然属于有条件、有可能的一类，第一，红色贵族出身；第二，野心家的个性；第三，早年在毛泽东人格化政治环境中的耳濡目染；第四，对中国人格化政治传统的本能的继承；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就使得他几乎必然会走上这条路。对他来说，不玩人治，不做帝王，何必从政？法治有平庸的官员就够了，天生我材不是干这个的。

第二是在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圣人政治”传统的国家，与平淡难懂的“法治政治”理论相比，那些生动迷人的“圣人政治”传说，更容易借助大众文化的力量为民众所接受；而与服从法治、尊重制度、只懂“小政治”的平庸官员们相比，那些天马行空、叱咤风云、只玩“大政治”的“圣人”们也更容易受到拥戴。薄熙来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通过“紧紧依靠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斗争高招，这个高招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可以很轻易地用“服务群众”的外衣将“操纵群众”的“圣人政治”实质包装起来。

薄熙来被认为具有“没有死党，只有死敌”的个性，确实，以帝王自居的人，在所有势力都臣服归顺之前，注定会与所有人为敌。而他的“唱红打黑”其实恰恰就是一种借人民群众之名义打击政敌的手段，“唱红”的潜台词是：我才是终极正统，你们都不是；而“打黑”的潜台词则是：我说谁黑谁就是黑，虽然我比谁都黑。

所有这些为法治国家所不容的政治操作，正是得到了“圣人政治”传统的支撑，而能够得逞一时。

最后，也是人格化与制度化两者之间最难分出高下的方面，就是政绩和成就。光明网的文章说，“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其实，也未必不能证明，“圣人政治”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是强化了品格和政格，特别是在“品格和政格”都很不成熟甚至很低下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人格化政治，而不是制度化政治，都是靠“圣人”的人格提升和强化政格，而不是相反。如果承认古代中国在众多领域取得过非凡的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否认人格化政治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中国开始逐步告别人治，转向法治，否定人格化政治，肯定制度化政治，其实只是近年来的事情，与数千年的历史相比，连零头都不到。虽然在西方已经有了制度化政治优于人格化政治的历史经验，但在中国，至少还没有过很显著的例证。若将邓小平视为中国人格化政治的最后一位终结者，那么，中国的制度化政治建设，只能说才刚刚起步。

“薄熙来模式”靠政绩和成就而独秀一枝，得逞一时，恰恰反映了两种政治之间最后的实力较量；而中央对薄熙来本人及“薄熙来模式”的重拳打击，又正好表明了新一代领导人义无反顾、坚决不走回头路的铁定决心。

薄熙来曾经很推崇柳宗元的《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转眼之间，今天的他也被指为公敌了，借薄案这个经典的反面案例，再将中国的制度化政治建设进一步推向深入，也就是他的为益之尤、为利之大了。

祝福中国的政治进步！

2012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