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要努力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以两江新区为龙头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两江新区要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的助推器；发挥好开放引领作用，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发挥好先行先试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中城乡统筹发展的探路人；发挥好创新示范作用，成为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先行者。
    重庆要努力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以两江新区为龙头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两江新区要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的助推器；发挥好开放引领作用，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发挥好先行先试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中城乡统筹发展的探路人；发挥好创新示范作用，成为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先行者。
    在市第四次党代会上，张德江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建设“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特别指出要“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以两江新区为龙头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
    中央在我国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10年的重要时期设立两江新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举措。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阶段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新趋势，努力把两江新区建设成为推进我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核心引擎。
    我国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本世纪初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重要思想、关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余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基础设施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为西部地区迈向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国更好更快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空间。以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为标志，我国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是奠定基础阶段；从2011年到2030年是加速发展阶段；从2031年到2050年，是全面建设现代化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面临新的发展形势，迎来新的发展任务。
    第一，进入“纵深推进”阶段，需要打造更加强劲的核心增长极。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区域内应该形成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一个或几个增长极，增长极发展加快，其强大的带动力将促进整个地区加快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开发战略带动下，成渝、北部湾、关中等地区快速发展，正在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进入新的加速发展的时期，西部大开发必须实行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更加注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通过打造功能更加强大的发展引擎，形成对周边地区具有更强辐射和带动功能的战略新高地，促进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
    第二，进入“开放引领”阶段，需要全面推进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发端于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总体格局呈“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的推进态势。西部大开发前10年，沿边开放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主题，并取得显著成效。随着我国全域开放时代的到来，西部大开发已进入以开放引领开发、以开发促进开放的发展阶段，西部地区要加快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努力探索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新机制，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资源要素集聚和全球范围的重组整合，以形成新形势下西部地区推进国际合作和走向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第三，进入“内生增长”阶段，需要强力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西部地区幅员面积广阔，自然资源富集，但是经济发展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欠缺。今后10年，西部大开发将进入“内生增长”新阶段，由外延输血型发展模式向内涵自力型发展模式转变，必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在新的发展阶段，西部地区既要充分利用国家投资、重大项目带动发展，更要加快发展立足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将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进入“绿色发展”阶段，需要加快探索低碳环保发展新路。生态、环保、低碳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基本要求。西部地区资源环境优势明显，西部大开发以来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加快实施，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碳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十分巨大。在新的历史时期，西部大开发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努力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引领的开发开放新路。
    两江新区在西部大开发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的助推器。我国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都承担着以自身高速发展推进区域整体经济提升的战略任务。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的开发开放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加速崛起；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了“长三角”地区迅猛发展；本世纪初，天津滨海的开发开放正在助推“环渤海”地区突飞猛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深圳特区成立30年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转向中西部地区，国家在西部内陆地区设立了两江新区。作为西部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要充分发挥重庆优越的交通区位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快速形成集聚效应，发挥产业带动、要素辐射作用，推动成渝经济区以及以成都、西安、重庆为核心的战略区域加快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新时期深入实施。
    第二，发挥好开放引领作用，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重庆是我国的几何中心和西南地区交通枢纽，随着新欧亚大陆桥和中缅印度洋出海通道打通，重庆由开放的“三线”变成“一线”，成为我国东中部地区向西开放和内陆地区汇聚全球生产要素的战略要地。两江新区地处重庆主城核心区域，是西部最具综合交通优势的开发区域之一，拥有高密度、全方位、便捷化的集疏运体系，在300平方公里范围内布局有港口、机场、集装箱码头、铁路客运站和多个货运站，拥有西部最大的集装箱货运码头和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区，也是我国唯一集水港和空港双功能于一体的保税港区，海关、商检、外经贸等服务体系十分完善。两江新区要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综合交通口岸优势，率先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探索内陆开放的新模式、新机制，努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成为我国内陆开放的枢纽门户。
    第三，发挥好先行先试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中城乡统筹发展的探路人。重庆是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集大城市和大农村于一体，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解决“重庆问题”，对西部乃至全国都具有借鉴意义。在国务院对两江新区的批复文件中，被明确赋予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的战略定位，就是要破解西部落后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难题，探索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路径。两江新区在开发初期，将面临工业化与城镇化两项任务，在征地拆迁、安置就业、社保体制和城乡一体化服务等多个领域存在体制创新和政策突破的空间，要有效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率先突破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第四，发挥好创新示范作用，成为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先行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粗放，尤其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理当在西部地区实现国家战略中承担历史重任，从开发建设起步阶段就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走一条创新引领、生态环保的科学发展新路，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成为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和长江上游的创新中心，为西部地区转型发展先行示范。
    加快两江新区开发建设，努力打造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引擎
    第一，加快集聚国际高端资源要素，建设西部产业高地。产业的快速集聚和集群发展是新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建设西部核心引擎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按照国家赋予的总体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加快产业培育和产业集聚，打造汽车、电子信息、轨道交通、航空、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光源、生物医药等八大制造业基地，综合运输物流、商贸商务、国际会展、云计算、总部经济、服务外包等六大服务业集群，努力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具有国际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基地，国家重大装备产业基地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第二，全方位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发挥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和最大集装箱港口等平台资源优势，加快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一区三心三园”（保税港区，江北嘴金融中心、悦来会展中心、礼嘉商贸中心，中韩产业园、中日产业园、云计算产业园）为依托，完善核心区域功能，打造内陆地区政策最优、功能最全、开放程度最高的对外开放口岸。加快产业园区建设，瞄准领军企业，吸引龙头型、核心型大型跨国企业入驻，争取地区总部、研发机构、货物分拨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项目落户，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招商引资新格局。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积极发展离岸金融、转口贸易，建设西部地区离岸金融中心、第一大“转口贸易港”，加快云计算产业试验区及数据处理中心建设，打造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国家医药出口创新基地、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和保税仓储物流基地，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培育和锻造中心城市功能，增强集聚辐射能力。强化“服务西部、服务内陆”意识，加快建设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资金、技术、产权、人力资源和产品市场，形成对区域性的资源配置和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要素市场体系。出台扶持政策，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打造内陆地区最大的综合运输物流中心、出口加工贸易中心和商务会展中心，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研发创新中心。利用内陆腹地市场广阔的优势，深入挖掘内需经济潜力，发展体验式、奢侈品、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消费形式，建成西部购物之都。加快建设对外物流和运输通道，推进区内轻轨、城市快速干道等交通设施建设，尽快形成面向国际、连接南北、辐射西部、畅通内外的立体交通网络。
    第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新区开发建设需要的制度体系。用好先行先试这把“金钥匙”，将体制机制创新向纵深推进，在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利用等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不断激发活力。在新区现有开发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市级部门的支持和各行政区、功能区的配合，探索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实现“新区事情新区办”。妥善处理转户进城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权益，完善转户进城农民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入城配套政策，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思路，合理规划、有序推进各类住房项目，满足新区未来人口集聚和人群多样化的需求。加快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率先在西部地区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让新区居民人人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为西部和全国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示范和样本。
    第五，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建绿色生态新区。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研发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建设全国最大的生态型新区。发挥一半山水一半产业的生态特色，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发展模式，鼓励市场主体采用更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技术和方法，保护好城市生态环境。在企业层面建立物质循环利用的产业链，在社会层面构建科研—教育—生产为一体的循环型经济模式，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能源新光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轨道交通，鼓励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转变传统落后观念和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