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周五下午的最新统计，本周二的大地震已造成113人死亡，228人失踪，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失踪人数中的绝大多数都将不幸地转为死亡人数，合计超过300人。

基督城人口37万6千人，是新西兰南岛第一大城市，新西兰第二大城市，300多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万分之八。

在全国第二大城市有万分之八的人口因地震丧生，这个伤亡数字若等比例地对应到中国，其总数就将是上万人。

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发生了上万人的死亡，这样的灾祸将意味着什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作为中国人，很容易想象出来。

首先能够想象到的，是中国整个国家机器的全面开动。通常情况下，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或者坐镇首都的指挥中心开会部署，或者亲临灾难现场直接组织协调。围绕在最高领导的周围的，是国家机器各个组成部分的最高领导，国务院各条块，军队各军兵种，省市各级行政组织，全部在一个中心的指挥下统一协调运转，效率极高，力度极大。

这种国家机器全开动的救灾，一般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只求目标，只要结果。如果目标是救人，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死人活人全救，如果目标是重建，那就是集中全国资源有用没有全上。

区别于新西兰这种西方国家的有限政府、小政府，中国政府是一个全权大政府，面对所有全国性的大事，就是政府一家，没有其他。政府一方面是全权处理，没有其他与政府分立的权力中心单独行事，另一方面也是全责承担，没有其他的责任主体替政府分担义务。

全权、全能、全责的中国政府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全面实施救灾这个特别景象，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间表现得一览无余，胡温二人的亲自指挥、海陆空三军分头出动、社会各界一齐上阵，其规模之大、气势之盛，举世无双。

除了大政府的大规模行动，中国的民间在救灾方面也具有独特表现。初步归纳起来，有如下两点：
第一、人情味浓烈，感情色彩极重。中国人的民间社会，尤其是中小城市和乡村的民间社会，仍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风貌，现代社会典型的个体化、程序化、理性化、碎片化等特征，还不十分明显，人际关系中还有很大部分感性的、非理性的因素。

第二、群体效应强烈，很容易发生交互影响。中国人人多，只要一发生大事，一定是群体性的，救灾时就更是如此，受灾的人多，救灾的人也多，用不着谁来动员，随随便便就是人山人海、众志成城。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既有个体性、也有群体性，所以每个个体的行为在“大群体”环境中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这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小群体”社会的特征，轰轰烈烈、慷慨激昂，极易产生震撼效应。

与中国社会相比，地广人稀的、小政府的、个体主义的、充分理性化的、充分去传统的新西兰社会，在救灾时基本上不会出现在中国常见的那种景象。即使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即使是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即使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有举国悲恸、全民哀悼，但怎么也是显得有些冷冷清清、有气无力，甚至经常有点听天由命、不知所措。

中国与新西兰，政府大不同，社会大不同，反映在救灾这个大事上，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