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后,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
改革速度过慢会积累矛盾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央视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反的看法。
白岩松说,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毫无疑问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现在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当然,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说的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我一贯的看法是,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
渐进改革不是徒增曲折和代价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卫志民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并不是所有的“渐进”都应该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赞美,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渐进,也许慢,但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行。如果不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只是在徒增改革的曲折性和代价而已,只是在延迟回到正确的改革路径上的时间而已。
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生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改革攻坚最需要的是勇气
范正伟在《人民日报》刊文说,一段时间以来,从陕西神木医改,到四川巴中白庙“透明乡政府”,一些地方“吃螃蟹”式的改革探索引起普遍关注。无论存在怎样的质疑,这些探索的方向都值得肯定,因为它们都不再停留于纸面,不再是“或将”、“有望”的表态,而是通过躬身实践,走上前台接受检验。
改革开放30余年后,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与改革之初不同,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改革更多涉及的是观念更新,那么今天的改革面临的,则更多的是不同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推进改革,不仅要突破思想观念的禁区,更要突破各种利益的堡垒。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政务公开,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这些改革的突破和探索,都会涉及深层利益,也难免带来阵痛甚至是风险。然而,正如李源潮在谈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时所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许多改革越早越主动,反之,就会陷入被动甚至危险的境地。
也许有人会找出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环境不允许等种种理由,但任何条件都是创造出来的,改革什么时候一帆风顺过?回首改革开放历程,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哪一次没有“现实阻力”?哪一次不是啃硬骨头?哪一次离得开“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许多弊端久改不革,许多东西久推不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这种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比改革认识更重要的,是触动既有利益的改革勇气。
改革需要依靠群众的传统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说,中国媒体与网民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公众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行政部门与公众互动的事例正越来越多而密集。而官方近期的动作也表明,在财政预算、党政领导升迁、反腐倡廉等重要领域,当局都在引入公众参与监督。此举不仅回应社会大众日益迫切的问政参政热情,可能也包括最高层利用民意来推进改革、束缚体制内官员与各种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隐含用意。
去年,中央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元经济振兴配套与金融体系新增贷款,在相关部门有意无意的袒护下,大量流入国企,使得他们的利益更为巩固。其中一些央企又挟巨资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引起社会怨声载道。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架空中央政策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他们伤害普通市民的利益,最终损害中央政府的形象。
中国进一步改革需要重回“紧紧依靠群众”的革命传统,要创建能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的机制。在这方面,高层还需要为大众发声提供更多制度保障,甚至允许民间利益群体出现。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与批评政府,这个使命任重道远,中央需持续性地展示魄力与决心。
(本文来源:济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