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江:凌老师,你好,谢谢你在百忙中接受采访。你是中国第一位以小小说创作业绩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你的小小说创作数量极多,获得的奖项也很多,你还热心公益,为繁荣小小说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我知道你有本职工作,你是利用业余时间做文学事业。这需要很大的毅力耐心和体力,你是怎么做到的?
凌答:我的本职工作是江苏太仓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副主任,现在已退二线了,文学创作完全是业余的。没有足够的时间一直是我极大的苦恼,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双休日、节假日写的。我的家人,我太仓当地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习惯,双休日、节假日是我的创作日,一般活动一般应酬不参加,开始几年,多少有些误会,有人以为我架子大,慢慢就理解我,谅解我了。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我没有节假日概念》的随笔,因为自1990年我从微山湖畔的煤矿调回家乡太仓后,就养成了双休日、节假日写东西的习惯。有几位外地的文友很多年来,常在双休日、节假日打我办公室电话找我有事,我几乎每次都在,除非我外出了。
作品是写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以前,不懂电脑时,得一个一个字爬格子爬出来,现在,得一个字一个字敲键盘敲出来,没有时间的投入,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怎么可能每年有几十万字的作品呢,而且作家还不能像画家、书法家重复自己,作家要比有些其他门类的更艰辛,更难出成绩。
在2009年前,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双休日、节假日写的,上班时间从来不写一篇文学作品,我每篇作品的创作时间都有记录,可以备查。
我们政府机关的作息制度是早九晚五,即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可我除冬天外,基本上是七进七出,即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七点下班,比其他人多上班四个小时,以便处理一些我自己的事,诸如回复读者来信,查阅资料,翻看杂志,浏览新闻等等,当然,我也可以在家做这些事,但有时一坐下去就忘了时间,上班迟到就难免,所以干脆早早到办公室。
每逢春节长假,就成了我写作产量最高的爬格子日。因为我的资料、构思都是平时准备好的,到了节假日,拿起笔来就能写,我进入角色快,一坐到书桌前,立马沉浸到我的小说世界中,这时,就算你在我边上开电视,放音乐,也很难影响到我。我写东西没有像有些大作家有种种奇特的嗜好,譬如要关窗关门,要光线暗淡,要大量抽烟,要不断吃零食,要闻烂苹果等等,我写东西,连茶也很少喝。以前,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现在,有电脑就行了。
八十年代时,我写东西,先草稿,再修改、誊清,因为总要修改,总要誊清,第一稿时,就想到啥写啥,落笔多少有点随意性,后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习惯,有重复劳动之嫌,大约到了九十年代,我创作前,先打腹稿,大的修改在脑中进行,不在纸上改来改去。几年下来,就养成了一稿而成的好习惯,这样,创作的速度有所提高。通常,没有干扰,我双休日可以写一万字,全年有52个双休日,加之国定假日,如果全部利用的话,可以写60万字的作品,但双休日、节假日总有外出,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因而,我创作量最大的几年达到50多万字,这几年不像以前那样拼命写了,但参与的社会活动大大增加。反正大部分是与文学创作,或者说与小小说有关系的活动。
自20年前我调到家乡太仓后,我家属每年春节带儿子去上海娘家,我则一个人留在太仓,专心致志搞创作,我让我家属烧好一锅饭,烧好几个菜,饿了,就弄点饭,加点菜,一锅煮,将就填饱肚子就可。我家属与我丈母娘都知道我这脾气,这爱好,也就不强求我去。记得最多的一年春节七天假期我写了四万多字作品,可谓收获颇丰。
2009年春节,因95岁的老母亲生病住院,天天去陪护,没有写东西。今年春节前,我接到当地电视台的电话,说春节期间要来采访我,做一档名人如何过春节的节目,我谢绝了,倒不是我摆架子,实在是没有时间接待他们拍摄。因为欠了一屁股的文债,有书稿过了年要交出版社,得抓紧整理出来,有多篇约的稿子拖了一段时间了,得完成。2月26日我要去新西兰奥克兰参加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年会,过了春节就没有时间写了,故长假七天,正是我还文债最好的时间。不瞒大家,春节七天,我天天在办公室,在电脑前。大年夜那天,我忙到晚上6点才回家,因为儿子去英国读NBA,家里就两个人,也无所谓年不年。与亲家的年夜饭,与兄弟姐姐的年夜饭,我在小年夜、小小年夜都安排过了,从大年夜开始的时间就是我的了。
七天长假,我完成了一部书稿的编排、校对,完成了参加研讨会的一篇论文,完成了文友一部诗集的代序,完成了另一文友一部书稿的评论,完成了约写的随笔等。
其实,说穿了,你真喜欢,就会放弃其它,为你喜欢的付出。我能每年写这么多作品,参加这么多活动,是因为我放弃了许多与文学与小小说无关的活动与应酬。譬如,我至今不搓麻将,不打牌,几乎不去歌厅舞厅等场所。也许,有人会认为,你这样活,岂不太苦太累,可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还乐此不疲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觉得我这样活得很开心,因为文学因为小小说是我喜欢的事。
箫江:你在很多文章中提到小小说创作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我认为,语言精炼,有意蕴的小小说就是优秀的,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认为不错的小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我认为一般的作品,反而受到追捧,我一度对自己的鉴赏水平产生怀疑,你对优秀小小说是怎么界定的?
凌答:这个问题涉及了如何公正地评判作品。这里首先涉及一个优秀作品的标准,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呢?我个人认为:第一是有内涵有底蕴;第二是创造了典型性人物;第三是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第四是有个性有特色的语言;第五是发现、提供了新的生活层面;第六是创造了新的文体结构或叙述方式。反之,那些图解政策,说教大于形象,或人云亦云的跟风作品,那些重复自己,重复别人的作品,都不能算好作品。不管有没有人评论,有能有获奖,有没有入选、转载。
照理说,对作品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读者是广大的读者。但事实上,现在对作品评价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评论家手里,掌握在评委手里,掌握在某些编辑手里。这就是现状,就是中国文学的国情。
出现这种情况与宣传部、文联、作家协会看重评奖分不开。在我们国家,评判作品的好坏似乎最终看有没有获奖,有没有获高级别的奖,只要获了,不管你是怎么获的,都是最优秀的,接下来,表彰、奖金、采访、见报、上电视台,甚至提级、加工资。这就导致了评奖的某些黑幕,导致了跑奖,甚至是非个人行为的跑奖。但也不能说评委都有失公允,应该讲,大部分获奖的作品还是比较优秀的过硬的,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评奖有猫腻。
评委、评论家、编辑个体素质有所不同,眼光必然也有所不同。但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好作品是不大会名落孙山的。倒是常有好作品没有被伯乐发现。
你看到的好作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可能有几种情况,一,作品没有发表在主流刊物;二,没有参加评奖;三,同类作品可能已有了,作品虽好,不属创新;四,作者初出茅庐,尚未引起评论家的重视;五,遗珠之憾。六,你个人审美的偏爱。
至于你说到的一般的作品受到追捧,那不是追捧,那是炒作。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有的,有的作家或作者会利用媒体,会通过关系请人评论,放大作品的价值,但那只能是一时的,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才会真正流传下去。要相信广大读者的审美能力,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箫江:你写短篇小说,也写小小说。你认为两者之间都有哪些区别?你在写作的时候是怎么把握的?
凌答:我最初是写诗歌的,出版过诗集《心与心》,后来写短篇小说,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短篇小说《风乍起》刊登于上海《文汇月刊》1982年7期,这也是《文汇月刊》办刊100期来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小说处女作,一篇非名家作品。我还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水淼淼》,出版过中篇小说集《野葵》。可以这样说,我是从中短篇小说转向小小说创作的,或者说是同时并行的,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我认为短篇小说与小小说都属小说范畴,有人把小说分为大的小说与小的小说,在这语境里“大”与“小”都属修饰词,小说才是主语主成分,既然都算小说家属的一员,小说的基本要素应该都要具有,如人物、故事(包括情节、细节)、主题,对语言、叙述的要求,也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小小说较之短篇小说篇幅要短小,矛盾相对单一,人物不宜过多,历史演绎、时间跨度,无法太多太大,心理描写难以细腻,对话必须简洁明了,不能有闲笔,更不能有败笔。
我写短篇小说或小小说,首先是视题材而定,适合写短篇小说的就写短篇小说,适合写小小说的就写小小说,就像一个根雕艺术家,得根据树根的大小、形状、质地来决定雕什么。一个大的题材,明明可以写成中短篇小说,却只写了小小说,就是大材小用,有糟蹋题材之嫌。如果原本仅是个小小说素材,偏偏要写成一个短篇或中篇小,那十有八九注了水,发了酵,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是对读者的忽悠。
如果这题材是作为小小说来写的,那多用叙述的笔法,少用描写的笔法,最好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语言要干净利落,不能啰啰嗦嗦,拖泥带水,情节该收就收,不能信马由缰。
如果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写小小说,那我即便转写短篇小说也写不长,如果这一段时间都在写中短篇小说,回过头来写小小说,往往刹不住,这可能与思维定势有一定关系。
写作不要刻意,只要思维不停,笔不停就好。
箫江:你在煤矿工作过20年,可是你的小小说创作涉及这段经历的不多,有没有想过挖掘这方面的题材?
凌答:我是1971年因海外关系的原因去微山湖畔的大屯煤矿工作的,大屯属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地方,历史上曾是山东的属地,解放后,划归江苏,属沛县区划,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发迹地,这儿历来尚武,民风剽悍。抗日战争时,铁道游击队就出没在那一带。我虽然在煤矿,但并不是下井工,最初在粉煤灰制砖厂,一年多后调入发电厂,才上班不久,就抽调到煤矿工程指挥部去负责文学文艺创作学习班,前前后后七八年时间借在矿文体办公室,负责过6期文学文艺创作学习班,编过《采光》杂志与《春晖报》,期间,接待了大量来矿里参观、考察、学习的文化界文艺界人士,至少一二百次陪他们下井,所以对井下生活一点不陌生,有两次还在井下碰到塌方事故,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我七十年代写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煤矿题材,我查了我整理的文学创作大事记,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是1975年9月2日 创作《代表性》,第二篇小小说是《代理考勤员》,写于1975年10月22日,都是煤矿题材。我在徐州《彭城艺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小说《当大地震动的时候》,也是写矿区生活的。
我七八十年代写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煤矿题材,我曾经有一个《微山湖风情系列》,这是我的小小说系列之一,但当时几乎都发表在各地矿工报上,加之八十年代时,我仅仅是个煤矿的业余作者,名不见经传,没有评论家会关注,评论,也就没有什么影响。
1990年我作为人才引进,回家乡太仓后,供职于政府的侨务办公室,接触的是华侨、归侨、侨眷,属于涉外部门,与早先的煤矿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我每天看的接触的都是海外的,与涉外的报刊,这样,我创作的题材也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江南古城太仓后,在北方生活了20年的我,看家乡的视角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有所不同,我有了南北文化的比较、碰撞,而童年的回忆又是那样地清晰、强烈,于是,《古庙镇风情系列》自然而然地走到了我笔下,当小镇无法容纳我的思想,我的人物时,一个更大的展示平台《娄城风情系列》应运而生。
一晃我离开煤矿整整20年了,期间我回去过两次,但只能说是蜻蜓点水式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已。我很想再写写煤矿的人与事,延续、充实《微山湖风情系列》,但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来,煤矿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对煤矿的了解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我不敢轻易落笔,怕闹笑话,写作也要与时俱进的。如果有机会重回煤矿,再下井看看,体验体验,我一定会续写《微山湖风情系列》的,毕竟煤矿有我的青春,有我的起步,有我的奋斗,有我刻苦铭心的记忆,有我挥之不去的印记。
箫江:我还是关心创作方面的问题。对于习作者来说,语言是写作的第一难关,语言的好孬直接影响作品的质量。《小镇来了气功师》这篇小小说,人物把握非常到位,尤其是气功师的语言描述。这在寻常生活中很难体验到,能不能谈谈这篇小小说的创作始末?
凌答:语言是最难短期长进,短期见效的。我因为阅读的较多的是古典文学作品,或者说中国典籍看的比外国作品多,故我的作品语言偏传统性的,较少那种欧化的语言。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受过系统的中文学习训练,应该说有一定的文言文修养,我也比较注意行文的洗练、典雅,这在《小镇来了气功师》这篇中,或多或少有所反映。
写这篇小小说缘于一次听课。大约是1998年吧,当时气功盛行,各种大师、准大师漫天飞,我们居住的小城也是风行气功,练气功、法轮功都属于时尚的,那些气功积极分子,十二分的敬业,到处拉人以壮队伍,他们可能看中了我手中的那支笔,想借我的笔为他们宣传宣传,因此多次动员我参加气功练习,我一再婉拒。
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的主持人来找我,说这次来的是真正的大师,希望我无论如何挤时间去看一下,保证有收获,保证不虚此行。却于情面,我就去了,我还特地带了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想验证一下会不会有佛光有菩提链。讲课结束后,我还去“大师”房间与之进行了对话,结果没有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反而让我近距离看清了所谓大师的面目,我看到了一茬一茬的信徒来顶礼膜拜,信徒送的各种礼品,大师房里快堆不下了。
回来后我就写了这篇小小说,半是真实,半是虚构,当然也融入了我对当时气功热的看法。可能我学生时代练过功,看过不少气功的书籍,也接触过气功师,其内幕多少知道一二,所以我落笔时,比较得心应手,那些专业术语也能运用自如。我这篇作品发表不久,《中华文学选刊》就选用了这篇作品。我的作品不是批判法轮功的,但我对气功热的思考在当时还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有一定深度的。
箫江:你总是随身带着纸笔,在日常生活中听的或想到有用的素材,立即记下。从素材到作品,需要一个生发构思的过程,能不能选几篇作品,谈谈你是怎样处理素材的?
凌答:我曾经准备出版一本《小小说创作揭秘》,以我的50篇作品为例,每一篇作品后附一篇创作谈,谈如果从素材的发现到构思到写作的过程,但这书稿被出版社的朋友弄丢了,那是我还不会电脑,没有电子版,要不然早出版了,我一直想整理出电子版,因为忙,就拖了下来。
去年,应南京一家中学生刊物的约稿,写了篇创作谈《我是怎样写出<1943年的烤地瓜>的》,正好有电子版,就拿这篇为例吧。
《我是怎样写出<1943年的烤地瓜>的》
不知是否春节前突如其来的大雪暴雪、断水断电,与贺岁片《结集号》等信息交叉混杂的缘故,年初三晚上,较少做梦的我梦见了战火纷飞,梦见了饥肠辘辘,梦见了一小战士逮鱼、熬鱼汤,梦见了有人冰上摔跤,摔成失忆-----梦境杂乱,意象跳跃。
几乎从不半夜惊醒的我,莫名其妙地醒了,醒了的我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细节,我摸到床头柜上的记事本、铅笔,摸黑写下了“一锅鱼汤”等几个字,不一会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床后,我只认出了歪歪扭扭的“一锅鱼汤”四个字,其他的鬼画符似的,自己也认不得、想不起来写了什么,于是据此四个字粗粗构思了一篇微型小说,题目就是《一锅鱼汤》。我把时间定在抗日战争将结束的1943年,描写一次阻击战,描写战士们断粮,渔民出身的小战士主动请缨,去摸鱼逮鱼,为大家熬鱼汤-----
但正式动笔写后,发现问题了,小山坡周围哪来河流哪来鱼?熬鱼汤的锅呢,没盐没油的咋吃?更不好处理的是一锅鱼汤如何往山坡上送,一锅鱼汤够几个人喝?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我只好停笔重新构思,我把自己置身于那个环境,闭目想啊想啊,情节来了,小山坡上遗留没有收取的地瓜,这应该属于合理想象。我小时候种过山芋(即地瓜),后来到微山湖畔工作,那儿地瓜是当地农民的主粮之一,我对地瓜的栽种、收获都不陌生,对地瓜生吃、熟吃也都了解,这给了我下笔的信心。
但如果仅仅有阻击战,仅仅有烤地瓜,故事还不完整,内涵也不足,我利用失忆作为一个细节,作过渡处理,把时间跨度一下拉长了,为后来的祭奠创造了条件。再加了虚构的车祸,让他复忆,这也算是艺术处理吧,这样,就让宋大枣的记忆又续上了1943年的那场战斗,续上了那送烤地瓜的一幕,后面的情节也就顺理成章了。
半个多世纪后,主人公捧着迟了五十多年的烤地瓜去祭奠战友,祭奠连长,那心情,那思念就多少有些感人了,故事也有头有尾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抗日老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本来,结尾还可细细描写,但受微型小说篇幅的限制,就嘎然而止,留下了空白。
箫江:对喜爱你的小小说作者说几句话。
凌答:作家的作品有读者阅读,有读者喜欢,有读者收藏,这无疑是对作家最大的褒奖与安慰。我写小小说三十多年了,收到的读者来信、电话、电子邮件已数不清了,谢谢你们一路陪伴我,关注我,支持我,鼓励我,真的,非常感谢!我想,作家对读者最大的回报就是不断创作出作品,创作出真正受读者喜欢的精品力作。我还会努力创作的,并会一如既往地为小小说这文体的繁荣,为小小说走向世界,做一点实事。
箫江:再次感谢你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