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过后,中国南方的劳动力市场出现“用工荒”现象,而在建筑业、医护行业、it产业等领域,北欧的瑞典预计未来也将出现人才短缺问题。瑞典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其对策是否对中国有可借鉴之处?两国今后在劳务合作方面是否有发展潜力?瑞典劳动部国务秘书艾娃·松内戈德和瑞典驻华使馆首位负责劳工市场事务的参赞欧阳博,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人口老龄化催生“国外劳务输入”
根据瑞典统计部门的最新数据,与2009年的同年龄段人口数相比,2010年瑞典19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将减少5000至1万人,而6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增加4.5万至5万人;2015年,这两类人口的数量变化将分别为年轻人口减少4万至5万人,老年人口增加约22万人;到2050年,虽然年轻人口也将出现10万人的增长,但老年人口会增加85万之多。无疑,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但导致“以较少的劳动人口来供养更多的非劳动人口”,而且直接引发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瑞典自2008年12月15日开始,实施了一部有关劳务输入的新法。“这是一个以雇主需求为导向的法律,不是由政府、而是由雇主来决定‘从哪个国家(包括非欧盟成员国)招聘什么样的人’。”欧阳博参赞表示。根据以前的法律,政府可就“工作空缺是否可由瑞典本国人来填满”做出决定,但在新法实施后,决定权完全交给了雇主。
这项法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工资、工作条件等各方面,外国员工和瑞典员工的待遇完全一致。所以,在此法律下,雇主并不能从国外获得廉价劳动力。欧阳博表示:“之所以这么做,一是为了平等对待每一位工人,不论其来自哪国;另外也是为了防止由外来劳动力工资过低引发本土劳动力工资状况恶化,以维护瑞典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欧阳博认为,从原则上讲,这部法律应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如果市场需要劳动力,那么不仅会需要本国劳动力,也会需要国外的劳动力。但他也表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还很难评估新法律的实际效果。“经济危机中的企业常常不愿意扩大用工数量,因此整体而言瑞典的工作机会在减少,雇用国外劳动力的工作机会也随之下降。所以到目前为止,国外劳动力输入瑞典的数量比法律出台前预期的要少”。
最大输入群体为印度it人员
欧阳博说,由于人口大国印度近年来培养了很多英语流利的it人才,因此,“目前来瑞典工作的最大劳动力群体是来自印度的it人员。虽也有不少中国人来瑞典工作,但大都集中在餐馆这类服务业中”。上周,瑞典劳动部国务秘书松内戈德刚刚访问了大连的高科技软件园,就是想要了解中国的it业发展进程,并考虑今后从中国输入it人才的合作可能性。欧阳博特别强调:“瑞典劳动部一年前专门把我派到驻华使馆来工作,就说明两国在劳动力就业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虽然“瑞典从国外吸纳劳动力的策略”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但瑞典制定的相关策略为中国提供了“近处雇不到就从远处雇”这一启发,“西部劳动力跨省补充东南沿海需求”不失为中国南方“用工荒”的一个解决思路。不过,政府需要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劳动力提供经济上的协助。松内戈德表示:“瑞典有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某人为工作原因从一地搬家到另一地,政府是给予财政支持的,因为搬家通常都花费不菲。”
非‘绝对平等’但‘公平’的就业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问题,松内戈德认为,还得从“实质性地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入手。她认为:“如果劳动力不足,工资就应涨到足够程度,这是很清晰的市场规律。因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吸引力,就很难真正把劳动力留在工作岗位上。即使工资涨了,但涨得不够,没有达到工人的期望值,他们还是不会回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给这些地区的工人提供更高的、满足他们需求的工资,是大势所趋。”
她还表示,还要考虑提高工作条件。“在瑞典,工资的多少并不是工人是否接受某工作的唯一考虑因素,还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是否受到尊重等因素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带给社会一个非‘绝对平等’但‘公平’的劳动力就业体系”。
本报北京3月26日电
(本文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