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今年两会期间最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如今正艰难曲折地“在路上”。据媒体报道,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3月18日,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这一次是被退回,还需要修改。”但随即,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对媒体否认了收入分配方案被国务院退回的消息。
正常的退改程序都遮遮掩掩,让人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景充满担忧。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用“还债”的大智大勇进行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的时候了。著名学者丁学良先生曾经提出改革要“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点。他认为,回顾改革的早期,中国高层部分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政策的出台,以民为本的倾向虽然不能始终占上风,却是重要的正面趋势,也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也只有始终抱着对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样的改革道德资源就逐渐衰弱了。
如今,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重提“还债式改革”,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是“国富民贫”,高额税负带来的是干部阶层的各种高额福利(如福利分房)、腐败(含半公开的三公消费)和巨额灰色收入(实际上也是腐败);二是少数垄断企业职工合法地垄断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
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11277元。而垄断企业方面,1998年,全国国企利润只有213亿元,2/3以上国企亏损。在“三年脱困”中,职工下岗、国家注资、国内外融资、债转股、中央动用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亿,真可谓举全国之力了。但是我们当初以举国之力并且下岗42%国企职工(3300多万人)为代价的国企改革,换来的是更少的人内部分配更多的垄断利润。8%的行政垄断企业员工,长年拿着全国职工工资总额55%-60%的高收入,垄断“央企”同时每年还有六七千万亿元利润留在企业内部,不纳入财政预算参与全民福利与分配;垄断企业领导层更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年薪。
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是社会的毁灭。今天,我们有没有向广大老百姓还债的改革智慧和勇气,不仅牵涉到政治的道德问题,甚至牵涉到权力制度、政治结构等问题:权力到底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还是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坊间盛传的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思路,大体上分为“提低、扩中、调高”。但迄今为止,这三个方面的动作几乎都乏善可陈。而眼下,排除特殊利益集团对还债式改革的干扰,已经成为改革的深水区和未来改革成败的关键。作为治标性的改革,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和显性与隐性福利均过高的问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和利润截留问题。
而从治本的层面上看,则必须从“提低”和“调高”两个层面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从而上下合围达成“扩中”(扩大中产阶层)的目的。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只占税收总额6%的个税标准,对于收入结构改革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调高”方面,一是牵涉到减税退税乃至相应的财税制度改革,如税收法定和民主、公共财政透明和公开等;二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作民有化而非少数人私有化的改革,使全民分享改革成果。
“提低”方面,远不止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而是应该提高他们的应有权利。比如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宅基地的财产性权利即完全的所有权。有了这个权利,他们才会有可以随时抵押、变现的恒产和“创业资本”,不至于沦落为只能拿低工资、低劳动保障的“现代包身工”和“廉价劳动力”。
(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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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农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