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公”消费、政绩工程为代表的种种糜费性支出上,政府投入太足。相应的必然是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上普遍的投入不足。因此,当下之急是必须做存量改革,即在不增加公众税费负担的前提之下,通过不断压缩、乃至杜绝糜费性支出,保证在公共服务、民生事业投入上的充足。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医改的主要难题在于“缺钱”。因此,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姚志彬建议,开征“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税”,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税基,税率为5%。(3月3日《羊城晚报》)
公众的承受能力并非是无限的,如同气球,不可能膨胀得无限大,超过一定限度,就会炸掉。重复使用类似论证方式,我们同样不难证明,诸如住房或者教育,以及其他诸种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现状不如人意,尽皆与政府投入不足关系密切。于单一层面上开征附加税,或者未必不能为公众承受得起,问题却在于,既然于医疗卫生投入不足上,必须通过开征附加税解决,那么,于其他诸种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的投入不足上,为什么不可以、不应该同样通过开征附加税解决呢?而此一附加税,彼一附加税,“日日但闻加税声”,则不可避免,必然有一种附加税,会成为吹炸气球的最后一点空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古来税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原本是不可以随便加征的。在任何时候,加税都必须同时受两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一则,是否于现行的税制、税种框架范围内,不再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二则,还有加税的空间存在,不会成为公众的过度负担。
国内现实,却是加税空间已经不存在。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规模于绝对金额上已相当庞大―――保守估计在10万亿元/年左右,于占gdp的比例上更是名列世界前列。又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以及处于产业链底端、利润率低下等诸多因素,因此导致的公众税负痛苦程度,更只能用雪上加霜来形容。
于是,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一个问题:既然公共财政收入规模如此庞大,怎么可能面临在医疗、教育,以及在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上投入不足的窘境呢?答案便在于,以“三公”消费、政绩工程为代表的种种糜费性支出上,政府投入太足。相应的必然是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上普遍的投入不足。因此,当下之急是必须做存量改革,即在不增加公众税费负担的前提之下,通过不断压缩、乃至杜绝糜费性支出,保证在公共服务、民生事业投入上的充足。
有如在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大幅提高当地医疗保障待遇,立刻赢取了掌声一片。而此前,一些专家的担忧,已经被证明为多余。事实上,只要能有效控制糜费,因此增加的投入,并非为当地财政承受不起,并非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正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所强调,“神木县一年下来,每人免费的公费医疗花销是330元,全国都按照神木县的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的话,4300亿元就可以实现”,相对于我国10万亿元左右的年度财政总收入,甚至,只相对于公开见诸媒体的、令人咋舌的种种糜费性财政支出,亦只能如王振耀所说:“实际上我们也没少花钱,问题在于钱没花到地方。”
做不来存量改革,杜绝不了糜费,不能将钱花到地方,便只能做增量改革,必然落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于税制角度解释,即一应公共服务、民生事业成本,本已包含在原有的税制、税种中,但主要因为糜费增加,竟入不敷出了,于是以各种公共服务、民生事业名义,再行向公众收取并不合法的附加税,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整个社会便要承受不起了。
杜绝糜费,向特殊权力、特殊利益开战,在不额外增加公众税负的前提下,量公共财政之力扶助民生,为存量改革的核心,决定了改革难度巨大的同时,也决定了必须以建立健全群体监督机制为依托,以天下人理天下事,保证天下人决定天下事,才真正能落实、推动得起来,终至于大树巍峨、枝繁叶茂。
(责任编辑:胡可璐)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