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他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间发现其留下的绝密“军费日志”,发现了惊人的“秘中密”——蒋介石隐藏的军费黄金,深锁在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地下金库里,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了他所著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把1949年上海国库黄金分四批运台湾事件的来龙去脉首次忠实完整地还原在读者眼前。本文节选的是国库黄金第一次运台的情形。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抬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thesoongdynasty(《宋氏王朝》),sterlingseagrave著,harperperennial,1986,第441页。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圆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圆(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云云。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rush)。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圆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哪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此书为读者细道来龙去脉)。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总统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他是那年5月接张公权(1947年3月-1948年5月)央行总裁位置的。
俞鸿钧奉命运第一批黄金去台湾
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戒严,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彷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两天后,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是什么物资,一共运出了多少箱来?一概语焉不详。至于把中央银行错成了中国银行,那是因为两行本来就比邻而设,而且还共享一条巷子进出的关系。
此书是1986年出版的,蒋介石已于1975年过世,强人时代已进入末期。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缠身,风烛残年,于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并开放台湾民众大陆探亲。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下,《俞鸿钧传》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陆黄金运台的敏感往事。
但是,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是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另项错误是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黄金确如报载,是由中国银行运出,是“俞传”作者错了。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7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到上海,10月8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中共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蒋早在1948年2月已经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美洲《世界日报》)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撤台前后的陆军整编(1949-1958)》]。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回顾她六年前也是同时节访美在参众两院演说的风光无限,能不令人浩叹)。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至于运出的时间与国库金银的数量,就要从其他相关文件数据来做客观交叉查证。从10月8日得到蒋的指示,俞鸿钧已经开始做万全的准备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资料为证。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