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本作者文章,请查阅“吴长生经济观察”专栏 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许多数据是令人兴奋的,但至少有一组数据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情况。初步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虽然没给出收入的准确数额,但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根据城乡收入增长幅度1.3个百分点的差异,做出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继续扩大”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
在改革起始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30年后的2008年扩大到3.31:1,2009年还在继续扩大。这一不断发展的趋势表明,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均衡发展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尚未受到实质性的触动,而近年来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公,甚至对其产生了某种培固作用。这显然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符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既定目标。持续跳升的城乡收入差距,急切呼唤改革的新突破。
说实话,对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关注多年的笔者,已经近乎麻木。最近,一种新的现象,令人产生了新的担忧。这就是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城市二元”问题。如果再不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那么就难免旧病未愈再添新疾,导致中国社会出现更加复杂的“二元叠加”局面,使发展的列车偏离和谐轨道越来越远。
简单说,“城市二元”中的一“元”,就是指某城市有本地户籍的“原住民”,另一“元”则是指已经实际生活、工作甚至繁衍在某城市但又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户”。改革开放之前,这种“二元”是不存在的,每年大学毕业生不过几十万,即便80%来自农村,也都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城市机关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自然而然地实现“农转非”,全部被即时“化”入某一城市。至于极少数暂时进入城市的农民,则被视为非法的“盲流”,是遣返对象,根本就在城里落不了脚。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类进城农民仍戴着“盲流”的帽子而被城市排斥。如今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了,不光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小各类城市里的一个庞大群体,大约有两亿之众,为数甚大的异地就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成为许多城市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居民。每年五六百万应届毕业生中,异地就业的人究竟有多少,笔者无从知晓,但从身边情况看,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且不说多如牛毛的中小企业,就是在国有大企业、国家事业单位甚至政府机构的下属单位中,没有北京户口的员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笔者知情的两个媒体,采编、经营人员中,非北京户籍的至少有一半;笔者一个晚辈供职的国企下属软件公司,有北京户口的不足20%。前不久有报道说,北京现在的常住人口是1700多万,其中1200多万有本市户籍,500多万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也就是说,北京没有本地户口的常住居民已经占到了全市总人口的近1/3。上海等其它大城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这其中被城乡“身份”差别挡在“城”外的农民工,无疑是大多数;而被不同城市之间“藩篱”阻隔在外的非本地人,也要以百万计。
于是,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同城的二元结构,城市越大、离海越近,二元状况越是明显。
作为个体行为,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大学生从小城市走向大中城市,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生活的选择;但是,作为群体运动,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比农村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大城市比小城市更丰富的创就业机会,强力吸引了人流的集聚。而单从城市角度讲,北京等大城市容纳百万计外地常住居民已经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多年,事实说明,这不是什么“慈善的接纳”,而是发展的内在强烈需要。难道它们还离得开这些“化外”之民吗?这部分未被本市“城市化”的居民,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各种行业,不仅支撑着众多企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转,而且维系着整座城市的正常运行,既是建设者也是消费者的他们,早已成为这些城市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但是户籍制度,却把他们无情地打入了另册,使他们在身份上受歧视、福利上受排斥、精神上受压抑,连后代也要在这种扭曲的氛围中成长。
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二元”问题已经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转变。新生的一“元”中,既有众多的“蓝领”也有数量可观的“白领”。他们是城市中劳作最辛苦的群体,生活最艰难的群体,变动最频繁的群体,追求最强烈的群体,内心最郁闷的群体,青壮年最集中的群体,也是情绪最易偏激的群体。如果长久维持这种“离不开”但又“拒融入”的局面,漂浮于城市的这一“元”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由满怀希望变为失望、绝望,甚至积怨成恨,走上报复社会的犯罪道路,成为破坏城市稳定的消极力量。
无论解决“城乡二元”还是“城市二元”问题,都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继续大胆解放思想,以更大的胆略与魄力,强力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系列配套改革,果决调整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此,想借用一下本届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词: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立。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是不是也走到了一个需要认真“重思、重设、重建”的关口呢?(本文来源: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