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张芬在中国一个十分贫困的山村坚持生活４０年的概述。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地抛到岸上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１７００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部分知青不同的是，她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她是来自重庆市中心的一名女孩，放弃电灯照明、舒适的家和充足的食物来到农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贫瘠偏僻的山村里，张芬坐在一座紧挨着悬崖峭壁的破旧的木屋里，远远得望着她的弟弟们和孩提时的朋友享受着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成果。
她计划今年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她上一次回城是在２００３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是惊讶啊。”张芬一边说一边比划，吃惊的表情依然写在脸上。
朝天门广场往西走１０多分钟，就是她家那座二层楼的老房子，不过已经被一座１２层的高楼取代。而在１９８９年，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才刚开始出现变化。
（小标题）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７个小时。但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当她和另外１１名十几岁的青年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３５０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他们花了２天２夜。
此时距离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１０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念出那个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这项运动的动机包括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恢复城市被“阶级斗争”破坏了的秩序、以及减少城市青年的高失业率。
１９８０年中国官方宣布终止这项运动。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农村。
“我什么活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在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她的双手布满皱纹，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色的泥土。手上坚硬的老茧、变形的手指和粗大的关节，都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
“过去４０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得时候，烦得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１９５０年４月张芬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父亲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当时念初二的张芬离开学校，加入全国大串连。她先后去了上海和北京。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见了她和其他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她“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
尽管革命热情高涨，但张芬拒绝离开城市来当知青。“（到农村来）我想都不敢想，也从未想过。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说。
但她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她说。
（小标题）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记得到黎水后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知青们掀开被子，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在那里她认识了谭顺发，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比她大１４岁，他家是靠河大队最穷的农户之一。谭顺发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当黎水公社的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俩。一开始，张芬不愿意。但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得到谭顺发的细心照顾。
与此同时从１９７２年开始，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的结合。虽然两者差异悬殊，但当时人们认为，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格格不入。
“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张芬说。
但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更让人吃惊的是，她还撕掉她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招工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她的做法激怒了家人，他们与她断绝了关系，直到１９８９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１９７２年４月，他们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１９７０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１１岁，因此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
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能干持家，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未见她哭过。”
（小标题）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很穷。直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于１９９２年离开黎水，远赴１５００公里外的浙江省打工，并在永康市一个五金加工厂找到工作，他的月薪成为全家的最主要收入。那一年，谭东富１９岁。巧合的是，张芬也在１９岁那年成为知青。
１９９５年，张芬被选为拥有８００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她说。她估计黎水镇１.６万多人口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１９９７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张芬在２８年后重新用上电灯照明。
也是在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谭家却付不起谭红斌第一个学期４５００元左右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是因为她能在这么偏僻的山村能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是因为她承担不起谭红斌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一只耕牛卖了，谭东富贡献了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被迫向人借了５００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２５元。这笔钱他们花了８个月才还上。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５年，谭红斌终于在２００２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每次谭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她回忆道。
还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于１９９７年去世时，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１９８９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张芬说她感到既伤心又内疚，她不仅未能照顾父母，而且在他们去世前自己都不在他们身边。
１９７０年冬天，当得知母亲病危，她马上从黎水出发回重庆。但当她在第三天赶到家中时，母亲都已安葬了。她悲痛欲绝。
（小标题）城乡差距
张芬如今和谭顺发单过。老两口耕种着１亩水稻田和５分玉米地。
“跟４０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实现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她说。
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旨在帮助广大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根据规定，一旦农村居民患上重病，新农合可以为患者报销最高达６０％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广大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上重病住院治疗，仍然支付不起数千元的住院费。
从１９６９年起，她的四次返城之旅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她说。
张芬估计去年黎水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３０００元，不到重庆市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２００８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１５７０９元，而全国是１５７８１元。
官方数据显示，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在去年扩大到３.３６比１。而１９７８年的收入比是２.５７比１——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３４３元，农村１３４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的差距。他说，城乡差距还体现在，由政府提供的道路、电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也存在巨大差距。
张芬认为，毛主席非常伟大，但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因为她和大部分知青当时都太年轻，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
她表示，毛主席“上山下乡”的运动失败了，原因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理由是她组建起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张芬说。
